力也，故无事则资其力以用之于农，以足食生财，有事则资其力而用之于兵，以敌忾御侮，非礼非兵而劳民之力，必以其时、以其礼而不敢妄兴，不得已而役之亦必节其力而不尽也。《春秋》凡力役必书，重民力也。或问《穀梁》云‘凡城之志皆讥’，啖子曰：‘凡城，国之急务，但问时与不时，不应一切是讥。《易》曰设险以守其国，礼曰城池以为固，则《春秋》书城果何意也？’”
九年夏，城郎。
胡安国曰：“城者，御暴保民之所，而城有制、役有时。大都不过三国之一，邑无百雉之城，制也；凡土功，龙见而戒事，火见而致用，水昏正而栽（音再），日至而毕，时也。隐公城中丘、城郎而皆以夏，则妨农务而非时矣。城不逾制，役不违时，又当分财用、平板、称畚筑、程土物、议远迩、略基址、揣厚薄、仞沟洫、具糇粮、度有司，量功命日，不愆于素，然后为之可也，况失其时制，妄兴大作，无爱养斯民之意者，其罪之轻重见矣。”
臣按：有国者城池之设固不可无，然非为民生则不可轻用民力，非甚不得已不为也，况可非其时乎？是以善为国者，恒于无事之时而为先事之备，筹之必于其早，为之必以其渐，成之必缓其期，不至急遽仓卒，苟且为之，此所以务不妨农、民不知劳而役不再举也。
庄公九年冬，浚洙。
胡安国曰：“固国以保民为本，轻用民力，妄兴大作，邦本一摇，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域、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，而况洙乎？书‘浚洙’，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，为后戒也。”
臣按：因地险之川，浚而深之以限外侮，有国者不可废也，但事势有缓急、农务有殷隙，方事势稍缓、农务方殷，得已且已可也，若非事势逼切而不得已，不可废农时也。
二十八年冬，筑剉。
胡安国曰：“剉，邑也。凡用功，大曰城，小曰筑，故馆则书筑、台则书筑、囿则书筑，剉邑而书筑者，创作邑也。其志不视岁之丰凶而轻用民力于其所不必为也，则非人君之心矣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《春秋》凡工役之多者书之以城，工役之小者书之以筑，圣人于一邑之小者必谨书之，以见民力虽小不可轻用也，以示后世之为民上者，使其用民力非必不可已、非必不可无，虽一夫一役决不可非时而轻费民力于无用不急之地也。
僖公二年，城楚丘。
胡安国曰：“楚丘，卫邑。齐桓公帅诸侯城之而封卫也。不书桓公，不与诸侯专封也。桓公封卫而卫国忘亡，其有功于中华甚大，为利于卫人甚博，宜有美辞发扬其事，今乃微之若此者，正其义不谋其利、明其道不计其功、略小惠存大节，《春秋》之法也。”
臣按：诸侯不得专封，封国者天子之事也，人臣奉命于外，凡事必请于天子，况迁国筑城乎？若非奉专制之命及甚大不得已，而存亡安危之几决于此，缓则不及事，决不可也。
成公九年，城中城。
胡安国曰：“经世安民视道之得失，不倚城郭、沟池以为固也，穀梁子谓凡城之志皆讥，其说是矣。莒虽恃陋不设备，至使楚人入郓，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溃，寇亦岂能入也？城非《春秋》所贵，而书城中城，其为儆守益微矣。王公设险以守其国，非欤？曰百雉之城、七里之郭，设险之大端也，谨于礼以为国，辨尊卑、分贵贱、明等威、异物采，凡所以杜绝陵僭、限隔上下者，乃体险之大用也，独城郭沟池之足恃乎？”
臣按：《易》曰“王公设险以守其国”，谓之设也，人为之也。自古所以为天下国家祸患者，盗贼也、敌国也，人君设险以为国家之屏蔽，城于外所以御敌国，城于中所以御盗贼，皆不可无者也，故胡氏所谓不倚城郭、沟池以为固，盖讥列国诸侯不务德政而徒恃筑城以劳民者尔，非通论天下之势也。盍观人家之备盗乎，藩篱、垣墙所以防外寇之攘夺者固在所急，而缄縢、扃勣所以防家人之窃剽者亦不可少也，国家之备寇盗，曷异是哉？
襄公二年，城虎牢。
胡安国曰：“虎牢，郑地，故称制邑，至汉为成皋，今为浚水县，岩险闻于天下，犹虞之下阳、赵之上党、魏之安邑、燕之榆关、吴之西陵（今夷陵）、蜀之汉乐（今成固），地有所必据、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弃焉者也。有是险而不能守，故不系于郑，然则据地设险亦所贵乎？天险不可升也，地险山川、丘陵也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，《大易》之训也；城郭、沟池以为固，亦君子之所谨也；凿斯池、筑斯城与民固守，孟子之所以语滕君也。夫狡焉思启封疆，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，争城以战杀人盈城，以战杀人盈城者，固非《春秋》之所贵，守天子之土，继先君之世，不能设险守国，将至于迁溃灭亡，亦非圣人之所与。”
臣按：古者列国，其山川、丘陵各有险阻之处，往往据之以为守，今天下一家，守在四夷，当以边塞为守，固无俟于内地之险也。然天造地设，分疆画境各有界限，凡其界限之处必有天然之险，其不足者人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