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心之所宜，根于人心之所同然，此之谓大训。古训所载亦惟德义而已，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证之古所已然，非德义之外有古训也。毕公之化本诸同然而民易从，参诸已然而民易信，闲之之道孰过于此。君陈尚有辟以止辟、三细不宥之说，此篇虽历数商俗之不美，然惟务区别以生其愧，教训以导其善，无片言及于刑，盖纯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始皇以安危系于匈奴而急之以刚，德宗以安危系于藩镇而缓之以柔，皆以致乱。”
臣按：《毕命》一篇可见周家以仁厚立国而虑患之远、爱民之深，其制事也既得宽猛之宜，而其处民也又得刚柔之中，所以使其民得以顺其性命之正而全其义理之天，向之骄荡悖乱者皆克由礼，心之放者既闲，义之灭者复存，恶不终于恶而复全其本初之善矣。所以然者，一由其以古训而为训也，是知化民变俗之良法要道莫先于古训。古人往矣，而其训戒之辞则具载于经籍之中，是以善于为治者知古训为出治之大本、化民之大机，设小学以古训而启其蒙，开大学以古训而明其论，颁布经书俾其读诵，设立师儒为之讲解，责任守令为之提督，无一处而不立古人之学，无一人而不读古人之书，无一家而不行古人之礼。如此，则普天之下虽三家之市、八口之家、五尺之童，皆知德义可尊、礼教可尚，夫然而奸顽之不化、习俗之不美、治道之不隆盛、运祚之不灵长，万无此理也。
郑子产为政于郑，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庐井有伍，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，泰侈者因而毙之。一年竖子不戏狎、斑白不提挈、童子不犁畔，二年市不豫价，三年门不夜闭、道不拾遗，四年田器不归，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。舆人诵之曰：“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。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。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？”
臣按：子产为政而为其民殖田畴、诲之弟，可谓教养兼举矣。
汉文帝时，贾谊上疏曰：“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（与向同）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。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，陛下又不自忧，窃为陛下惜之。岂如今定经制令，君君、臣臣上下有差，父子六亲各得其宜，此业一定，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。若夫经制不定，是犹度江河亡（无同）维楫（维以系船，楫以制船），中流而遇风波，船必覆矣。”
臣按：为治而不定经制，是犹度江河而无维楫，船而无维楫则船必覆，国而无经制则国必乱。经者百世之常道，制者一时之成法，有常道以为持循之本，有成法以为持循之具，是则为治之大体，非通儒者不能知也，俗吏何足知此哉？
武帝时，严安上书曰：“今天下人民用财侈靡，车马、衣裘、宫室皆竞修饰，调五声使有节族，杂五色使有文章，重五味方丈于前，以观欲天下（观示之使其慕欲也）彼民之情见美则愿之，是教民以侈也。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，使贫富不相耀以和其心，心既和平则盗贼消、刑罚少、阴阳和、风雨时，五谷蕃熟，民不夭厉也。”
臣按：人民所以侈靡者多见于车马、衣裘、宫室、饮食四者，诚能立为制度，凡所乘之车马所居之宫室、所服之衣裘、所用之饮食皆有阶级等第，上得以兼下，下不得以僭上，使官民上下得于见闻者熟则其存于心志者定，心志既定则有余者不敢恣为于己、不及者不敢慕欲于人，众心安定，家给人足而教化行矣。
文翁为蜀郡守，仁爱好教化，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，文翁欲诱进之，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亲自饬厉，遣诣京师受业博士，数岁皆成就还归，文翁以为右职。又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，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，为除更繇，高者以补郡县吏，次为孝弟力田，吏民荣之，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，富人至出钱以求之，繇是大化，蜀郡学者比齐、鲁焉。
臣按：天下之风俗未必皆美也，人君之教化未必皆及也，盖舆图之广，广谷大川异制，民生其间异俗，人君一人不能一一躬历之，而其所为条教又未必皆能一一如其俗，是以有赖于承流宣化之吏，随其地因其俗以倡率教导之，若文翁之治蜀者是已。是故人君之治莫大于崇教化，欲崇教化莫先于学古训，欲民之学古训则在乎立学校焉。学校既立，有师儒以为之指教，有经书以为之准则，俾知善之当为、恶之不当为，欣然以从，翕然以化，皆草其旧染之俗而兴礼义之风，此诚人君治平之本而良二千石之任也。
韩延寿为颍川太守，颍川多豪强难治，延寿欲教以礼让，恐百姓不从，乃历召郡中长老为向乡里所信者数千人，设酒具食亲与相对，接以礼意，人人问以谣俗，民所疾苦为陈，和睦亲爱，销除怨咎之路，长老皆以为便。因与议定嫁娶、丧祭仪品，略依古礼，不得过法，又令文学、校官、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祭、嫁娶礼，百姓遵用其教。后入守左冯翊，恩信周遍，二十四县，莫敢以词讼自言者。
臣按：延寿与民议定嫁娶丧祭仪品，略依古礼，不得过法，此诚得化民之本原。盖民之所以贫窘而流于邪淫，其原皆出于昏嫁、丧祭之无其制。婚嫁、丧祭，民生之不能无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