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民之道不过顺其好恶之心而已，大约民所好者饱暖安乐、所恶者饥寒劳苦，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恶之事加之，则爱民之道也。虽然上下之分虽殊，好恶之情则一，民之所好恶者即吾之所好恶者也，因己之所好恶而知人之所好恶，又以民之所好恶而为己之所好恶焉，非真心于爱民而以父母斯民为心者，能若是乎？苟为不然，好人之所恶、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，不独用人为然。
《诗》云：“节（截然高大貌）彼南山，维石岩岩，赫赫师尹，民具（俱也）尔瞻。”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（偏也）则为天下翙矣。
朱熹曰：“《诗》，《小雅节南山》之篇。师尹，周太师尹氏也。言在上者人所瞻仰，不可不谨，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，则身弑国亡为天下之大翙矣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传引二诗以明为人上者民所共仰，则其好恶当与民同之，苟徇一己之偏私焉，则逆人心之所同而为天下之所戮矣。盖上人者下人之所瞻仰者也，民有不平赖以平之，民有不公赖以公之，而上之人先以不平、不公自居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，是谓拂人之性、逆人之情，虽其位高势重，一时无如之何，虽未必至于戮而有可戮之理。噫，为人父母者而不能尽父母之道而为天下之大戮，亦惟于好恶之公与偏而已，可不谨哉。
孟子曰：“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。”
朱熹曰：“张氏谓此章重出，然上篇主言人臣，当以正君为急；此章直戒人君，义亦小异耳。”
臣按：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机，盖有尧、舜之君则有尧、舜之民，有桀、纣之君则有桀、纣之民，苟所行者桀、纣之事而求尧、舜之治，无此理也。人君行仁义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义应之，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，不久旋即沦败，自古及今无不然者，是以人君为治必存仁义之心以行仁义之政。
汉章帝时，马廖上疏曰：“昔元帝罢服官、成帝御浣衣、哀帝去乐府，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，百姓从行不从言也。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，传曰‘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创瘢；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’，长安语曰‘城中好高结（与髻同），四方高一尺；城中好广眉，四方且半额；城中好大袖，四方全匹帛。’斯言如戏，有切事实，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，虽或吏不奉法，良由慢起京师。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，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，声薰天地，神明可通，况行令乎？”
臣按：廖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，是诚识治化之体、风化之原者也。是言也，始于成王命君陈曰“违上所命，从厥攸好”，《大学》所谓“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”、《礼记》谓“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”，皆此意也。盖人君一身风化之本原，而京师者又风化始出之地，君人上者诚能正身齐家而不为非礼非义之事，而于京师首善之地于凡事之营为、物之创造有不合于礼、不当于义者，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、礼义之是程，苟有违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监领之官、制造之工，不但己也。后世世主其所颁之律令格式非不严而谨也，然而能行之于暂而不能久者何也？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，以故贵近者仿效而先犯之，然后天下从风而靡焉。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，岂不信哉？
第五伦又言于章帝曰：“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，京师尚然，何以示远？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，以身教者从，以言教者讼。夫阴阳和岁乃丰，君臣同心化乃成也。”
臣按：第五伦言以身教者从、以言教者讼，是即《大学》所谓“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”者也，是故人君既正身修德、躬行节俭，以身示教为天下先，复立为制度、严为禁令，以戒饬夫妃嫔宗戚之属、左右侍御之臣，内而朝着、近而京邑，使各安其分守，不得越礼逾制，则天下靡然从其化而不敢犯矣。苟徒责人而不责己，限疏而不限亲，禁远而不禁近，耳目所及者则若罔闻知，而于郡县之远、闾里之间乃详为之制、严为之法，则亦虚费文移，徒挂墙壁而已，安能戢其泛泛之心、杜其呶呶之议而革其靡靡之俗哉？
以上谨好尚以率民
卷八二
▲广教化以变俗
《周书君陈》篇：王曰：“君陈，尔惟弘周公丕训，无依势作威，无倚法以削，宽而有制，从容以和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周公之训大矣，犹欲弘之者，继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袭为心，其所成必降前人数等，惟奋然开拓，期以光大前业，然后仅能不替，盖造始之与继成，其力量不同也。和中之时，大体固当宽，苟无制则流荡放肆，安能从容以和乎？驯扰调娱于品制之中，游息化养于范围之内，斯其所以和也。”
蔡沈曰：“君陈何至依势以为威、倚法以侵削者，然势我所有也，法我所用也，喜怒予夺毫发不于人而于己，是私意也非公理也，安得不作威以削乎？君陈之世当宽和之世也，然宽不可一于宽，必宽而有其制；和不可一于和，必从容以和之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周公迁殷顽民于下都，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