謂善者，非真善攻而治之陷溺益深、為害滋甚，故夫子斷以一言曰‘斯害也已’，而程子又謂其近理者為害益甚，尤當遠之，是皆聖賢推救焚拯溺之心，援學者於顛冥之地，其為人切矣。”
臣按：風俗之所以不同者，以道德之不一也，道德之所以不一者，以異端道其所道、德其所德故也。戰國之時，異端之大者在楊墨，秦漢以來異端之大者在佛老，必欲天下之風俗皆同而道德無不一，非絕去異端之教不可也。然在孟子則辟楊墨，在韓、歐、程、朱則辟佛老，然而終莫如之何者，非獨不能人其人、火其書、廬其居也，非謂嚐去矣而複大、集攻之暫破而愈堅、撲之未滅而愈熾也。蓋彼之所以盛行者，非彼立法之善也，亦非為彼之人之能也，彼窺吾之所有者而盜之，吾失之而彼得之，吾非獨不知彼竊吾之所有，往往訐其所短而較以是非，謂彼之所為者近是於吾而非。噫！抑孰知彼之所以為我害者，即我之所固有者哉？夫攬取人之物而竊用之，宜其近是而非也。彼之群居而聚食，竊吾學校養士之禮也；彼之誦經而說法，竊吾弦誦教士之禮也；彼之祈禳，竊吾祭薦之禮也；彼之追薦，竊吾殯虞之禮也，吾用其真者則彼贗者自不售矣。昔晏子之於權臣僭竊，曰“惟禮可以已之”，臣於異端亦雲。夫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者，禮行則道德一矣，道德一則風俗同矣。蓋道德其理也，而禮則其禮之有節文而見於事而可行者也，是故吾有學校以養士，非學校不得以聚徒；吾有經術以教人，非經術不得以駕說；有禮以祭神，非其鬼則不許祭；有具以送終，非得為則不許用。如是，則彼之教吾之人，非獨不敢為，且不暇為而亦不屑為矣，道德其有不一、風俗其有不同也哉？
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：“《春秋》大一統者，天地之常經、古今之大誼也。今師異道、人異論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，法製數變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為，諸不在六藝之科、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，邪僻之說滅息，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從矣。”天子善其對，以仲舒為江都相，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、韓、蘇、張之言亂國政者，請皆罷。奏可。
臣按：為治之道二，政與教而已。政有紀綱，教有樞要，為政而振其紀綱，為教而撮其樞要，治道張矣。夫以四海之大、兆民至眾，人各一心，心各一見，人人有意欲行其私，苟非上之人撮其樞要，總攝而整齊之，使一其歸，人人必濟其所欲，物物必遂其所私，事事必行其所見，天下何由而統於一也？聖人有見於此，所以有一道德之說焉。然道德之體一而已矣，而其為用則不一焉，人各其心，心各其見，自皆以為道德也，然皆似是而非是，故以非為是者滔滔皆是也。習申韓者以申韓為道德，習楊墨者以楊墨為道德，習蘇張者以蘇張為道德，習佛老者以佛老為道德，紛紛籍籍，各以其所道德者以為道德，其與學孔孟者之於孔孟之道德若無以異也，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，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為非，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？武帝即位之初，首舉賢良方正，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，仲舒首以是為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為奏，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，自後建太學、立博士、明經術，使儒者之道大明於天下，一洗秦人之陋，至今儒道盛行、經術大明，皆武帝振作之功、衛綰奏請之績、仲舒發揚之力也。嗚呼！其有功於世道，亦豈細哉？
宣帝甘露三年，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，蕭望之等平奏，上親稱製臨決，立梁丘《易》、夏侯《尚書》、穀梁《春秋》博士。
唐太宗貞觀十四年，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《五經正義》，雖包貫異家為詳博，其間不能無繆冗，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，有詔更令裁定。
呂祖謙曰：“傳注之學，漢之諸儒專門名家，以至魏晉、梁、隋全經固失，然鄭玄、王肅之徒其說猶存，猶有可見之美。自孔穎達集眾家之說為《正義》，後之觀經者但知有《正義》而諸儒之說無複存矣。”
臣按：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，然惟講議之而已，未有成書也，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撰《五經正義》，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。蓋道德雖具於人心、出於天命，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，安知其不以是為非、以非為是哉？是以自古帝王有誌於三代之治者，莫不以同風俗為務，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為先，一道德者苟不質正於聖賢之言，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而施行之哉？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，聖賢之言具載經傳，不有以表章而發明之，上之人何以為據，下之人有不信者矣。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，往往留意於經籍而命諸儒考正而會稡之，用以頒布天下，使家傳而人誦之，則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則為道德、不如是則非，鹹為道德之歸而風俗醇正而無彼疆此界之殊矣。唐太宗有見於此而命孔穎達以考正六經，而穎達不足以承上意，而所正者多有繆冗，則亦何益之有哉？穎達之學雖有可疵，而太宗之見則超然出乎後世人君之表，可尚也已。我太祖開國之先，首建學校，未幾詔行科舉，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，士各專一經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