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> 臣按：先儒谓无程氏之说，后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难；无真氏之说，后世遂果以成材为难矣。然则人材之成，果难乎易乎？曰上之人立教以成之则易，下之人奋志以为之则易，上无其教、下无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难矣。如此，则世乏良材、国无善治，后世所以不如古，其在此欤。
陈亢问于伯鱼曰：“子亦有异闻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尝独立，鲤趋而过庭，曰：‘学《诗》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’鲤退而学《诗》。他日，又独立，鲤趋而过庭，曰：‘学礼乎？’对曰：‘未也。’‘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’鲤退而学礼。”
朱熹曰：“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，故能言；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，故能立。”
臣按：圣门之教以《诗》、礼为先，盖口之所讽咏者温柔敦厚之言，身之所检束者恭俭庄敬之体，如此，则可以造于成德达材之地矣。圣人所以教其子与其门人，皆不外乎此也。
《经解》：孔子曰：“入其国其教可知也，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乐教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礼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愚，《书》之失诬，乐之失奢，《易》之失贼，礼之失烦，《春秋》之失乱。”
真德秀曰：“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经之道，上之所以为教者此也，下之所以为学者此也，上因性以为教，下亦因学以为俗，故观其国之俗即知其君之教。学《诗》则能感发其性情之正，故其为人温和而柔顺、敦笃而厚重；学《书》则通知古今治乱之理，故其为人疏明不滞而所见者远；乐以道和，故学之者开广而博大、平易而温良；《易》道简洁精深，礼主于恭俭庄敬，故学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；《春秋》连属其辞，比次其义，以寓是非褒贬之旨，故凡能如是者，必有得于《春秋》者也。古之学者学一经必得一经之用，曰其为人则气质俱化，习与性成，其视后世通经之士徒习章句训义而无益于性情心术者何如哉？然人各有所偏，醇厚者于智或不足，故其失愚；疏达者于言或易发，故其失诬；博大者易以奢广，峻洁者易以深刻，恭敬者或烦劳而不安乐，属辞比事而不至者善恶或至缪乱，故必矫其失而后有以全其得，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也。曰《诗》之失、《书》之失云者，盖言学经者之失，非谓经之有失也。”
臣按：真氏又言：“学此经者当思有以得于经者何如，学《诗》矣，吾之德果温柔敦厚矣乎？学《书》矣，吾之德果疏通知远矣乎？必如是而深思焉，如是而自勉焉，庶乎为善于经者，不然则章句而已耳，训义而已耳，其何益哉？”其言警切，读经者当以自察，教经者当以示训，观人者当以为征。
《荀子》曰：《书》者政事之纪也，《诗》者中声之所止也，礼者法之大分、类之纲纪也，故学至乎礼而止矣，夫是之谓道德之极。礼之敬文也，乐之中和也，《诗》《书》之博也，《春秋》之微也，在天地之间者毕矣。又曰：礼乐法而不说，《诗》《书》故而不切，《春秋》约而不速。
杨倞曰：“此说六经之意。《书》所以纪政事，《诗》谓乐章，所以节音主乎中而止，不使流淫，礼所以为典法之大分、统类之纲纪。类谓礼法所触类而长者。”
真德秀曰：“法而不说，谓陈列其法，使人自悟而无待于论说；故而不切，谓但述已然之得失，使人知以为监而不待于迫切。”
《庄子》曰：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乐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朱熹曰：“《庄子》此语，后来人如何可及。”
臣按：荀况学圣人之道未至者，其言五经似矣，庄周则非圣人之道而自为一家言者，而亦尊崇圣人之经如此，且其言简而理尽，后之总论经者皆莫及焉。然言六经而不及礼，则彼学老聃者则固以礼为忠信之薄而放荡于礼法之外者乎？荀之言则重乎礼，庄之言则遗乎礼，可见儒学所以异于老庄者，其辨在乎礼而已矣。
《扬子》曰：说天者莫辨乎《易》，说事者莫辨乎《书》，说体者莫辨乎礼，说志者莫辨乎《诗》，说礼者莫辨乎《春秋》。
真德秀曰：“战国以来，辩士之说胜而不根诸理，流俗惑之，至汉犹然，故扬子发此论，然于五经之旨未能有大发明也。”
班固曰：“六艺之文，乐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《诗》以正言，义之用也；礼以明体，明者著见，故无训也；《书》以广听，知之术也；《春秋》以断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尽五常之道，相须而备，故《易》为之原。”
真德秀曰：“六经于五常之道无不包者，今以五常分属于六艺，是乐有仁而无义、《诗》有义而无仁也可乎哉？大率汉儒论经鲜有得其指要者，反不若庄生之当于理也。”
程颐曰：“凡看书各有门庭，《诗》《易》《春秋》不可逐句看，《尚书》《论语》可以逐句看，圣人用意深处全在《系辞》，《诗》《书》乃格言。”
朱熹曰：“上古之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