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权衡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者，其用也即是以求圣人，而圣人全体大用于是乎在矣。（以上论《春秋》）
《礼记》曰：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其致一也。
朱熹曰：“经礼三百，便是《仪礼》中士冠礼、诸侯冠礼之类，此是大节，有三百条；如始加、再加、三加，又如坐如尸、立如齐之类，皆是其中小目，有三千条。”
臣按：经礼谓经常之礼，如冠、昏、丧、祭、朝觐、会同之类；曲礼，委曲之礼，如行礼有进退、升降、俯仰、揖逊之类。《中庸》曰：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
朱熹曰：“礼仪，经礼也；威仪，曲礼也。”
《汉志》曰：帝王质文，世有损益，至周曲为之防，事为之制，故曰经礼三百，威仪三千。及周之衰，诸侯将逾越法度，恶其害己，皆灭去其籍，自孔子时而不具，至秦大坏。汉兴，高堂生传《士礼》十七篇。
韩愈曰：“尝苦《仪礼》难读，又其行之于今者盖寡，沿袭不同，复之无由考，于今诚无所用之，然文王、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。孔子曰‘吾从周’，谓其文章之盛也，古书之存者希矣，百氏杂家尚有可取，况圣人之制度耶？”
真德秀曰：“韩子可谓好古矣，然以为于今无所用，则亦考之未详也。”
朱熹曰：“礼书如《仪礼》尚完备于他书。”又曰：“《仪礼》，礼之根本，而《礼记》乃其枝叶。”又曰：“《仪礼》，经也；《礼记》，传也。”又曰：“《仪礼》是经，《礼记》是解《仪礼》。且如《仪礼》有冠礼，《礼记》便有《冠义》；《仪礼》有昏礼，《礼记》便有《昏义》，以至燕射之礼，莫不皆然。”
又曰：“《仪礼》虽难读，然伦类若通，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，足以互相发明，久之自通贯也。”
臣按：朱熹子在跋其书曰：“《仪礼》之为书也，于奇辞奥指中有精义妙道焉，于纤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级焉，不惟欲人之善其生，且欲人之善其死，不惟致严于冠、昏、朝聘、乡射，而尤严于丧、祭。后世徒以其推士礼而达之天子，以为残阙不可考之书，徐而观之，一士也，天子之士与诸侯之士不同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，等而上之，固有可得而推者矣。”
杨复曰：“朱子既修家乡、邦国、王朝礼，以丧、祭二礼属门人黄氏，成章十有二卷，大哉书乎！秦汉而下未有也。近世以来儒生习诵，知有《礼记》而不知有《仪礼》，今因其篇目之仅存者为之分章句、附传记，使条理明白而易考，后之言礼者有所据依，不至于弃经而任传，违本而逐末。”
臣按：古礼之传于世也有三，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也，后世欲复古礼者必自《仪礼》始，然《仪礼》止有士大夫礼而无有所谓天子礼者，必合彼二礼与他书有及于礼者，然后成全体焉。朱子自辑家乡、邦国、王朝礼，其余以付其门人黄干、杨复，仅以成书，名曰《经传通解》，然世有欲复古礼者，尚有考于斯书。（上以论《仪礼》）
《文中子》曰：先师（谓孔子）以王道在是也，如有用我则执此以往。又曰：吾视千载已上，圣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，其道则一而经制大备，后之为政有持循。
臣按：《周礼》一书经制大备，后之为政有所持循，王通之言真得其要矣。自有此书以来，未有能用之者，假而用之者王莽也，轻而用之者苏绰也，误而用之者王安石也，至于善用之者则未见其人焉。通谓执此以往专欲用之，窃恐时异势殊，官政事体、民情土俗不能皆如古，惟精择其切要者而审行之，以此为持循之则，则可矣。必执其书而一按其制，其流极之弊，安知其不与三子同归乎？
唐太宗曰：“《周礼》真圣作也，首篇云‘惟王建国，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’，诚哉言乎！不井田、不封建、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，不可得也。”
《唐书》曰：《周礼》者，周公致太平之书，先圣极由衷之典，法天地而行教化，辨方位而叙人伦，其义可以幽赞神明，其文可以经纬邦国、备物致用，其可忽乎？
臣按：王通，人臣也，执此以往固可见之空言。若夫太宗，人君也，居可致之位、有可为之势，又当开国创业之初，所谓“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”，政是可以有为之时也，乃亦付之浩叹，发为空言，所谓说而不绎者欤？
程颐曰：“必有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意，然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”
朱熹曰：“程子谓有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意而后可行《周官》之法度，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薰蒸洋溢天下，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，然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，不然则为王莽矣。”
臣按：若程、朱二氏言，则《周官》终无可行之时。须必正身齐家以为之本，则本原其意，持循其制，参酌其宜，以立为一代之法度，持守之坚，积累之久，然后能薰蒸洋溢于天下，使无一人一物不被其化。若必待天下薰蒸洋溢然后可行《周官》之法度，窃恐极天地混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