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矣。”
问《诗》何以兴，朱熹曰：“读《诗》见其不美者令人羞恶，见其美者令人兴起。”
又曰：“读《诗》之法，只是熟读涵泳，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，其妙处不可得而言，不待安排布置，务自立说也。”
臣按：真德秀有言：“三百篇虽难晓，今诸老先生发明其义，了然可知，如能反复涵泳，真可以感发其性情，则所谓兴于《诗》者，未尝不存也。”臣窃以谓，古人教胄子率以乐，今世古乐不存，而所谓《诗》者固三代之遗音也，学校之中、闲居游息之时，俾其歌咏三百篇《诗》，虽其节奏无传，然即今乡饮所歌《鹿鸣》之音调稍谐协之，纵不能皆如古人之全，然亦可以仿佛其万一也，其于兴起感发、惩创之道不为无助。（以上论《诗》）
以上本经术以为教（上之中）
卷七五
▲本经术以为教（上之下）
孔子曰：“吾志在《春秋》。”
臣按：此言见于唐玄宗所制《孝经序》，其言本何休《公羊传序》，序之言则出于纬经《孝经钩命决》也。
孟子曰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。’”
胡安国曰：“仲尼作《春秋》以寓王法，惇典庸礼，命德讨罪，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。知孔子者，谓此书之作，遏人欲于横流，存天理于既灭，为后世虑至深远也；罪孔子者，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，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。”
金履祥曰：“《春秋》起隐公元年己未之岁，止哀公十四年庚申，凡二百四十二年。”又曰：“鲁旧自有《春秋》，东迁之后书法失周公制作典礼之意，善恶是非不明，虽弑逆之变亦多不书，其实使为臣者不知此义陷于弑逆之罪而不觉，为人君者不知此义前后有谗贼而不见，故孔子因鲁史之旧而修之，使是非褒贬昭然可见，因此而鉴戒明，乱臣贼子惧，致治之法可垂万世，故谓之作。”
臣按：孔子曰“吾志在《春秋》”，是则《春秋》一书诚圣人志向之所在也。圣人之志在于尊王，然有其德而无其位，虽欲尊王将何以行其志哉？于是假鲁史作《春秋》以伸吾之志，是以一书之中，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，凡所书者无非寓吾尊王之志，而后之训释者不知圣人之志之所在，因一事而为一说，非圣人志矣。惟孟子受学孔子之孙，独得圣人之志于书法之中，而为之言曰“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”，即此一言解此一书，圣人之志昭然明白于天下后世矣，诸儒纷纷之说可一洗之。
又曰：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”
张栻曰：“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，乱臣贼子之情伪毕见而讨绝之法著焉，施于万世皆无所遁其迹故也。”
臣按：乱臣贼子之所以惧者，以其所行所为悖天子之典礼、犯天子之刑宪也。
孟子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、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，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
朱熹曰：“王者之迹熄，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。《诗》亡，谓《黍离》降为国风而雅亡也。《春秋》，鲁史记之名，孔子因而笔削之，始于鲁隐公之元年，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。《乘》义未详，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，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。《梼杌》，恶兽名，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，取记恶垂戒之义也。《春秋》者，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，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古者列国皆有史官，掌记时事，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。春秋之时，五伯迭兴而桓文为盛。史，史官也。窃取者，谦辞也，《公羊传》作‘其辞则丘有罪焉尔’，意亦如此，盖言断之在已，所谓‘笔则笔，削则削，游、夏不能赞一辞’者也。”
尹焞曰：“言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，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。”
臣按：《诗》以言志，《春秋》以纪事，理虽同而体制则异也。孟子曰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，《春秋》岂继《诗》之具哉？而孟子以是为言，而解者曰“《诗》亡，谓《黍离》降为国风而雅亡也”，夫雅者王者燕享会朝之诗，《春秋》所纪者岂其伦哉？然谓王者迹熄而《诗》亡，谓之迹则似有所指之处，非泛言也。臣窃意以为，先王盛时，诸侯岁朝于天子，考礼正刑以一其德，天子于是考之正之而加赏罚焉。诸侯既朝之后，天子五年一巡守，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，其君德之善否、其国政之得失、其民风之美恶见于民俗歌谣之间者皆得以上闻，或刺或美，天子因之而施黜陟、刑赏之典焉。至于周衰，诸侯不复朝觐，天子不复巡守，太师不复采诗，而民间之美刺不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