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，三代以前已有此制也。
唐太宗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，国学、太学、四门亦增生员，其书、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，其屯营、飞骑亦给博士，授以经业。高丽、百济、高昌、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，国学之盛近古未有。
臣按：立学建师，非但以教诲生徒，亦以一道德也。周人备四代之学，后世既有太学、国子监，而又有四门学，似不为过。而又置书、算等博士，书、算乃六艺之一，成周叙之于六德、六行之后，德行本也，文艺末也，本末不备何以为学，岂可颛颛设官而教以艺哉？若夫屯营之士、蕃夷之子弟，其来入学者亦当杂之于多士之中，从师讲解，使之薰陶渐染，相观而善，不必各给以博士也。
唐制，京都学生八十人，大都督府、中都督府、上州各六十人，下都督府、中州各五十人，下州四十人，京县五十人，上县四十人，中县、中下县各三十五人，下县二十人。州县学生，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，每岁仲冬，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。
臣按：郡县有学始北魏献文时，而其生徒有数亦于是时始也。唐制，天下都督、天下县学，校有生徒，各因其州县之等第而定其数，每岁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，史志所谓由学校者曰生徒是已。我朝于府、州、县各立学，府学廪膳生四十人，州学三十人，县学二十人，其增广生则不拘额数。夫圣人之于人，非不欲人人教而养之也，顾势有所不能尽也，于是择其尤者而笃厚之，非谓一郡一邑之人才止于此也，地有小大、人有众寡，养之者虽各有数，而教之者则无其限焉。教之养之至于大成而后贡之，而又有科目拔于常贡之外，虽然承平日久，人才日多，人才所当养者又不可拘拘于故常也，且如今松江之华亭、江右之临川，人民里数多至七百，而汉中之平利、广右之恭城止于一二里，其生徒之数乃无异焉，请如唐制，因其郡邑人民多少之数而定为养士之额。
阳城为国子司业，引诸生告之曰：“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，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？”明日辞城还养者二十辈，有三年不归侍者，斥之。
臣按：阳城为此言以告诸生，则是唐无归省之令。我朝学规，每三年一次归省，著在令甲，一日不容过，则是我祖宗以孝为训，前代所不及也。窃观自古学制之规范，皆出自有司看详处置，惟我朝学规出自圣祖所定，凡师友之义分与所当为及不当为，一切禁令无不委曲详尽，圣祖之心真如日月之照临，无处不到，雨露之沾霈，无一或遗也。
宋仁宗庆历中，范仲淹等建议请兴学校、本行实，乃诏州县立学。时胡瑗教学于苏湖，是时方尚词赋，独湖学以经义时务，有经义斋、治事斋。经义斋择通经有器局者居之治事，斋人各治一事，又兼一事，如边防、水利之类，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，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，及为政多适于世用，由讲习有素也。至是诏州县皆立学，于是建太学于京师，而有司请下湖州取瑗法以为太学法，著为令。
臣按：三代以后文治首称宋朝，然其立学乃在四世之后，自其开国至是几八十年矣。我圣祖以岁戊申开国，明年即诏天下府州县立学，其太学之立乃在未登极之前三年岁乙巳也。方其初立学也，惟许存仁为博士以专学事，四年升学为四品，始设祭酒，即拜存仁为之。存仁，元儒许谦之孙，谦承考亭正学，而存仁承上命以为教，一宗朱氏之学，学者非六经、四书不读，非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不讲，所谓全体大用之学者也。所谓治事者固已在乎经义之中，一时学校之士无不明经者，经明以之治事，凡所谓水利、边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，宋人乃分之为二，则是以体用为二事，而非圣贤之学矣。
神宗熙宁八年，诏诸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试大义五道，取优通者选差。元丰元年，诏诸路州学官共五十三员。
马端临曰：“元丰中，大兴学校，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员，盖重师儒之官，不肯轻授滥设故也。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，然又必试中而后授，则与入馆合翰苑者同科，其遴选至矣。”
臣按：礼曰“师严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知敬学”，祖宗以来最重教官之选，往往取之耆儒宿学，其后科目兴，乃取之乙榜举人，其有优异者不次擢居显要，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奋。既皆以道自重，而一时公卿大臣、藩臬守令亦皆重之，人既乐为之，莫不谨身饬行以示教，严立规范以为教，善人多而风俗美，朝廷得人之用，皆由师道之立也。近世师儒之职日轻，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礼，而乙科举人多不屑就，乃取岁贡之士为之，徒取充位而已，所谓教法者荡然矣。臣窃以为，国家要务莫急于储贤，储贤必先于教养，所以代君以施教养者师儒之职也，其任若轻而实重。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选，假如一府并其州共有十学，该设教官三十五员，不分教训职名，一郡所选教官苟足以分摄各学，不必备员，朝廷既遴选其人不肯轻授，人得之以为难，自然贵重，官既不多，所以供亿者稍足而彼亦不厌其禄薄矣。仍敕有司申明宪纲，以礼待之，坐以听讲，不行跪礼，违者坐以风宪失职之罪，如此，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