> 真德秀曰：“《荀子》书有《礼论》，其论礼之本末甚备，至其论性则以礼为圣人之伪，岂不缪哉？”
臣按：荀况《礼论》其最纯者止此数言，其余固若亦有可取者，但其意既以礼为伪，则庄周谓所言之韪而亦不免于非荀卿之论礼是也。臣恐后世人主或有取于其言，而小人之无忌惮者或因之以进说，故于论礼之末剟其可取者以献，使知其所谓伪者乃人之伪，非礼之伪也。礼者敬而已矣，敬岂可以伪为哉？
程颐曰：“学礼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，得意乃可以沿革。礼之本出于民之情，圣人因而道之耳；礼之器出于民之俗，圣人因而节文之耳。圣人复出，必因今之衣服、器用而为之节文，其所谓贵本而亲用者亦在时王斟酌损益之耳。”又曰：“行礼不可全泥古，须当视时之风气自不同，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。”
张载曰：“礼者理也，知理则能制礼，礼文残阙，须是先求得礼之意，然后观礼合此理者即是圣人之制，不合者即是诸儒添入，可以去取。今学者所以宜先观礼者类聚一处，他日得理以意参校。”又曰：“礼但去其不可者，其他取力能为之者。大凡礼不可大段骇俗，不知者以为怪且难之，甚者至于怒之疾之，故礼亦当有渐。”
朱熹曰：“礼时为大，古礼如此零碎繁冗，今岂可行？亦且得随时裁损耳。孔子从先进，恐亦有此意。或以礼之所以亡，正以其太繁而难行尔，曰然。”
圣人有作，古礼未必尽用，须别有个措置，视许多琐细制度皆若具文，且是要理会大本、大原。
古礼繁缛，后人于礼日益疏略，然居今而欲行古礼，而恐情文不相称，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，令有节文、制数、等威足矣。
臣按：古礼之不能行于今世，亦犹今礼之不可行于古也。虽然万古此天地，万古此人心，礼出于人心，圣人缘人情而制为礼，何有古今之异哉？盖同而不异者，程氏所谓义也、张氏所谓理也、朱氏所谓大本大原也，若夫衣服、器用之类则有不能以尽同而不得以不异焉者。臣故历采自古以来凡为礼之说类聚以为一处，如张氏所云者，使后世有志于礼学者，于此推原人心固有之理、考求先王制作之意，因其风气，顺其时势，称其情文，斟酌损益以渐行之，立为一代之制云。
以上论礼仪之节。臣按：成周盛时，以礼持世，凡其所以建国而辨方正位、体国经野、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者皆谓之礼焉，不徒以祭祀、燕享、冠昏、宾射以为礼也。太宰掌建邦之六典，以治典为先而礼典仅居其一，然其书不谓之治而谓之礼，其意可见矣。秦汉以来则不然，凡其所以治者皆谓之政，特以其所以施于郊庙、朝廷、学校而有节文、仪则者则谓之礼焉。盖三代以前以礼为治天下之大纲，三代以后以礼为治天下之一事，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污之异者以此。我太祖皇帝初得天下，于洪武元年即命中书省暨翰林院、太常寺定拟三礼，明年再命集议，又明年遍征草泽道德文章之士相与考订之，以为一代之制，今书之存者有《大明集礼》。洪武定制礼仪定式、稽古定制及诸司职掌所载者，乞命掌礼大臣著为一书以颁赐中外，使天下后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，永永遵守，亦俾后世作史者有所根据云。
卷四一
▲乐律之制（上之上）
《易》象曰：雷出地奋，豫。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（盛也）荐之上帝以配祖考。
程颐曰：“雷者，阳气奋发，阴阳相薄而成声也。阳始潜闭地中，及其动则出地奋震也。始闭郁，及奋发则通畅和豫，故为豫也。坤顺震发，和顺积中而发于声乐之象也。先王观雷出地而奋和畅发于声之象，作声乐以褒崇功德，其殷盛至于荐之上帝、推配之以祖考。”
朱熹曰：“雷出地，奋和之至也。先王作乐既象其声，又取其义。殷，盛也。”吕祖谦曰：“《豫》为《易》中之乐。”
臣按：此六经论乐之始。夫乐本于人心而作于圣人，人皆知之而不知圣人所以作乐，实因天阳之雷出于地阴之中，奋发迅动以成声而有和畅豫悦之象，故既法其声，又取其义，作为一代之乐，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。然乐之用不止于一，或用于朝觐，或用于燕享，或用于群祀，而其最盛者则惟以用之荐上帝以配祖考焉。
帝曰：“夔，命汝典乐，教胄子。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”
朱熹曰：“胄，长也，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适子也。教胄子者，其所以教之之具专在于乐，如《周礼》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，而孔子亦曰‘兴于诗成于乐’，盖所以荡涤邪秽，斟酌饱满，动荡血脉，流通精神，养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气质之偏者也。心之所之谓之志，心有所之必形于言，故曰诗言志。既形于言则必有长短之节，故曰歌永言。既有长短则必有高下清浊之殊，故曰声依永。声者，宫、商、角、征（音止）、羽也。人声既和，乃以其声被之八音，而为乐则无不谐协，而不相侵乱，失其伦次，可以奏之朝廷、荐之郊庙而神人以和矣。圣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