州）分汶水西北流，至须城（今东平州）之安民山入清济故渎，通江淮漕，经东阿至利津河入海，由海道至直沽，后因海口沙壅，又从东阿陆转二百里抵临清，下漳御至京。
至元二十六年，以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，自安民山开河北至临清，凡二百五十里，引汶绝济，直属漳御，建闸三十有一，度高低、分远近以节蓄泄，赐名会通河。
臣按：会通河之名始见于此，然当时河道初开，岸狭水浅，不能负重，每岁之运不过数十万石，非若海运之多也，是故终元之世海运不罢。国初，会通河故道犹在，今济宁在城闸，洪武三年晓谕往来船只不许挤塞，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。二十四年，河决原武，漫过安山湖而会通河遂淤，而往来者悉由陆以至德州下河。我太宗皇帝肇造北京，永乐初粮道由江入淮，由淮入黄河运至阳武，发山西、河南二处丁夫由陆运至卫辉，下御河水运至北京。厥后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，请开会通旧河，朝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，又命刑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，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，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，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矣。明年，平江伯陈瑄又请浚淮安安庄闸一带沙河，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、筑牵路、树柳木、穿井泉，自是漕法通便，将百年于兹矣。臣惟运东南粟以实京师，在汉、唐、宋皆然，然汉、唐都关中，宋都汴梁，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，中间虽或少假人力，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，非若会通一河，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，非有所因也，元人为之而未至于大成，用之而未得其大利，是故开创之功虽在胜国，而所以修理而拓大之者则有待于圣朝焉。前元所运岁仅数十万，而今日极盛之数则逾四百万焉，盖十倍之矣。宋人论汴水谓大禹疏凿、隋炀开川，终为宋人之用，以为上天之意。呜呼，夏至隋、隋至宋，中经朝代非一，而谓天意颛在于宋，臣不敢以为然，若夫元之为此河，河成而不尽以通漕，盖天假元人之力以为我朝之用，其意彰彰然明矣（近年运道秋后春初往往干涩，舟行艰阻，有妨岁计，九月以后宜于清口入淮处暂筑小坝，高二三尺许，截水以过舟，又于直沽河流转下海处横作木闸，以遏水，其有浅处，两际宜各去七八里许横立木栅以限舟，栅中开门，当中浚深，河潢可容两舟许，分道上下，行舟差官于此分筹授舟，次第放行，俟有水各罢之。如此则河流有所限制，舳舻不至挤塞，而运道四时通利矣）。
至元二十八年，都水监郭守敬言疏凿通州至大都河道，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，引一亩玉泉至西门入都城，南汇为积水潭，出文明门（今崇文门）至通州高丽庄，入白河，长一百六十四里，塞清水口十二处，置坝闸二十座节水，通漕为便。明年，河成，赐名通惠。先时通州至大都五十里，陆挽官粮，民不胜其悴，至是皆罢之。
臣按：通州陆挽至都城仅五十里耳，而元人所开之河总长一百六十四里，其间置闸坝凡二十处，所费盖亦不赀，况今废坠已久，庆丰以东诸闸虽存，然河流淤浅，通运颇难，且今积水潭（即今海子）在都城中禁城之北，漕舟既集，无停泊之所，而又分流入大内，然后南出，其启闭蓄泄非外人所得专者。言者往往建请欲复元人旧规，似亦便利，然以臣愚见，陆挽与河运利害略亦相当，必欲复旧，须于城东凿为大潭如积水比以为停泊之处，引水自城西入壕，由北转东潴于此潭，又于分水入城处筑闸以司启闭，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为巨闸，蓄禁中水，非满溢不启，自庆丰闸之东，每闸之旁皆为月河以容挨闸之舟。如此庶几良便，若恐劳民动众，又不若依旧陆挽之为便。但道路之间，每遇霖雨泥淖，车轮陷没，牛骡踣毙，脚价踊贵，漕卒舟行数月始得抵陆，而久留多费，艰苦不胜，此建议者悯之，所以咸欲复旧河道。然自永乐乙未开运以来，经今六十余年，率由此路，况其脚费支兑之初已有加耗，晴干之时所费良亦不多，为今之计，请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，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，每道约广十丈以上，其旧道专以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，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大车，下而往者从左道，上而来者从右，不许互行，其道旁民居不许夹道相向，有欲居者皆许于道旁百步之外面东西以居，近道卖酒食者惟许作浮铺。如此，则民居既远，轨辙散行，水易涸而泥易干，运道自然不至深陷。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，视卫河例，置官一二员，每年委工部官一员提调，将庆丰等闸原设闸夫编为甲乙，专一修理道途，大车入门免其纳钞，就俾于提举司出修路钱若干，收贮在官，以为买砖石、佣工作之费，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，从公量定脚价，分为三等，晴干每石若干、阴雨若干、泥泞若干，必使两不相亏，具数奏闻，永为定例。如此，则输挽通利所，费者不过民田数十顷，可将官地偿之，或给以价或为之开豁粮租，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，况河道狭而运舟多，一遇水少伺候启闭，动经旬日，有妨嗣岁之计，且又每闸设官聚夫，官俸民粮日有所费，岁岁遣官吏起民丁，开挑上源，疏涤壅塞，修筑坍塌，禁民引水灌田，妨民及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