來不與支破，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，況路所般豈無損失？今後每石宜與耗一鬥。”
胡寅曰：“觀世宗此言，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嚐為耗用，直多取以實倉廩耳，世宗予之善矣。”
臣按：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，曲盡物情，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，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。況於轉輸糧斛，載以舟車，經涉艱險，積以歲月之久，行於道路之間，霖雨風波、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，立法以防奸不可不嚴，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，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，而運糧者亦給鬥耗，用是故也。既名為耗，而官又取之，甚者計算俾其償焉，是何理也。
以上論漕挽之宜（上）
卷三四
▲漕挽之宜（下）
宋定都于汴，漕运之法分为四路，江南、淮南、浙东西、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，陕西之粟自三门、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，陈、蔡之粟自闵河（即惠民河）、蔡河入汴至京师，京东之粟历曹、济及郓入五丈渠至京师，四河惟汴最重。
臣按：汉唐建都于关中，汉漕仰于山东，唐漕仰于江淮，其运道所经止于河、渭一路，宋都汴梁，四冲八达之地，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。
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，漕运以储积为本，故置三转般仓于真（今仪真）、楚（今淮安）、泗（今泗州）三州，以发运官董之。江南之船输米至三仓卸纳，即载官盐以归，舟还其郡、卒还其家，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，往来折运无复留滞，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。
臣按：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、泗、楚转般之仓，江船之入至此而止，无留滞也，汴船之出至此而发，无覆溺也，江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江，岂非良法欤？臣窃以谓，宋人都汴，漕运比汉唐为便易，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，惟今朝则以兵运；前代所运之粟皆是转递，惟今朝则是长运；唐宋之船江不入汴、汴不入河、河不入渭，今日江河之船各远自岭北、湖南直达于京师；唐宋之漕卒犹有番休，今则岁岁不易矣。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，而其回船也又有载盐之利，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劳百倍，一岁之间大半在途，无室家之乐，有风波之险，洪闸之停留、舳舻之冲激，阴雨则虑浥漏，浅涩则费推移，沿途为将领之科率，上仓为官攒之阻滞，及其回家之日，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。运粮士卒其艰苦万状有如此者，食此粮者可不知其所自哉？臣于盐法条下既已历陈宋人转船载盐之法于前，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，少宽士卒之一分，宽一分则受一分赐矣，况其所赐非止一分哉？
真宗景德三年，内侍赵守伦建议自京东分广济河，由定陶至徐州，入清河以达江淮漕路。以地隆阜而水势极浅，虽置堰埭，又历吕梁滩碛之险，罢之。
臣按：汴水入河之故迹，自汉明帝时王景修汴渠而河与汴分流，至晋安时刘裕伐秦，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，隋炀帝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，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。盖汴河旧自荥阳县东经开封府城内，又东合蔡水，东注泗州，入于淮，今蔡河湮没不知所在，而汴河则自中牟县入于黄河，今归德、宿州、虹县、泗州一带，汴河故堤尚有存者，而河流久绝，所谓入泗达淮者今无复有矣。是则汉以来漕路所谓汴船入河者，率由蔡河经泗州入于淮，而吕梁之险未有以之为运道者，惟晋谢玄肥水之役堰吕梁水以利运漕，盖潴水以渐用耳，非通运也。宋真宗时赵守伦建此议，又以历吕梁险而竟罢，由是观之，吕梁之险用之以为漕路，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于泗，经二洪下会沂河，至清口以汇于淮、合于河，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绵山，旧自武陟县入于河，随河达海，自河南徙之后，沁水乃别自武陟县界东流，经原武、祥符、归德等处至徐州城东北，与泗水合，以为今运道云。
雍熙中，转运使刘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，乔维岳继之，开河自楚州（今淮安府）至淮阴凡六十里，舟行便之。
臣按：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闸至新庄一带是也。本朝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因运舟溯淮险恶，乃寻乔维岳所开故道，开清江浦五十余里，置四闸以通漕，又于沿河一带增堰以防走泄，蓄水以资灌注，引泉以备干涸，至今以为利。
徽宗重和元年，发运副使柳庭俊言真、扬、楚及高邮运河堤岸，旧有斗门水闸七十九座限节水势，常得其平，比多损坏，诏捡讨复修。
臣按：今日运道自仪真直抵潞河，其间最险者有二所，高邮湖堤及徐、吕二洪是也。然二洪之险地也，地有定形，人可以用其力，湖堤之险则天也，天无常变，虽若非人力可为，然人力胜天亦有此理。惟今高邮之湖，南起杭家嘴、北至张家沟共三十余里，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，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以防水患（即今牵路），在宋时又有斗门、水闸，我朝洪武九年知州赵原者始甃以砖，永乐十九年加以砖之大者，景泰五年又护以木桩、实以砖土以备风浪，纲运之上下、舟楫之往来，皆沿堤行人以牵百丈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