隐度矣，不但商贾末作也。呜呼！取民之财而至于如此，民何以为生哉。（以上告缗）
唐肃宗即位时，两京陷没，民物耗弊，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赀蓄，十收其二，谓之率贷。
德宗时，国用不给，借富商钱，约罢兵乃偿之，搜督甚峻，民有自经死者。
臣按：唐行率货及借钱令，以万乘之君而借货于民已为可丑，况又名曰借货，其实夺之，又可丑之甚也。人君其尚制节谨度，毋使国家之贫至于如此，史册书之，贻丑万世哉。（以上借赀）
德宗时，军用不给，乃税间架，算除陌钱。
臣按：民房屋有税及官用省钱始此。所谓税间架者，每屋两架为间，计间税钱。除陌钱者，凡公私给与及买卖，每钱一缗官除五十钱。呜呼，为国而商算至此，可谓无策矣（此算间架除陌钱）。
宋太祖开宝三年，令朴买坊务者收抵当。
臣按：朴买之名始见于此。所谓朴买者，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，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，然后听其自行取税以为偿也。元初亦有此法，有以银五十万两朴买天下差发者，有以银五万两朴买燕京酒课者，有以银一百万两朴买天下河泊、桥梁、渡口者，耶律楚材曰“此皆奸人欺上罔下，为害甚大”，咸奏罢之。（此朴买）
宋神宗元丰中，王安石行新法，既鬻坊场河渡，又并祠庙鬻之，募人承买。
哲宗元祐中，刘挚言：“坊场旧法，买户相承皆有定额，请罢实封之法，酌取其中定为永额，召人承买。”
臣按：所谓承买者，凡有坊场河渡去处，先募人入钱于官承买，然后听其自行收税以偿之也。墟市之聚集既买之，津渡之往来又买之，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，为国牟利之琐琐至于如此，虐民慢神不亦甚哉。（此言承买）
宋元祐五年，御史中丞傅尧俞言：“监司以今岁蚕麦并熟，催督积年逋负，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，且令带纳一料，侯秋成更令带纳。”
臣按：民间耕蚕一年之收，仅足以供一年之赋，有所逋负积压既多，有非一熟所能偿了，尧俞所建带纳之说，是诚有司追征逋负之良法。
知杭州苏轼言：“朝廷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，故四方皆有‘黄纸放，白纸取’之语，虽民知其实，止怨有司，然陛下未尝峻发德音，戒饬大臣，令尽理推行。”
臣按：轼他日又言令民荷宽政，无他疾苦，但为积欠所压，如负千钧，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，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？自祖宗以来，每有赦令，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，及虽有侵用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。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、奸民幸免之弊，特以民既乏竭，无以为生，虽加鞭挞终无所得，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，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借，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，虽有水旱盗贼，民不思乱，此为损虚名而收实利也。轼之此言足尽百姓逋负之利害，伏望圣明于凡德音之布，准此以施行天下，穷民不胜之幸。
孝宗时，朱熹上封事：“伏见祖宗旧法，凡州县催理官物，已及九分已上谓之破分，诸司即行住催，版曹亦置不问，由是州县得其赢余以相补助，贫民有所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。恩自朝廷，惠及闾里，此诚不刊之令典也。”
臣按：宋朝催理破分之法，后世亦可遵行。（以上追理）
徽宗宣和末，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，利用诸司财计而以经制为名。绍兴初，孟庾提领措置财用，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经总制钱。
臣按：叶适言维扬驻跸，国用益困，吕颐浩、叶梦得实总财事，四顾无策，于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。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，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，若头子之类特取于州县之余，而可供猝迫之用。梦得士人，而其言如此，盖辨目前不暇及远，亦不足怪也。由是言之，则宋所谓经总制钱盖出于不得已而为一时权宜之计，当是时也，所谓强敌压境，岁有荐食吞噬之谋，翠华南巡，未知税驾息肩之所，兵屯日盛，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岁无之，固非计财惜费之时，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，所惜者和好之后，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，以为一时生民之害耳。后世人主苟未至猝迫无措之时，决不可行此等事。
光宗时，赵汝愚言：“诸县措诸月桩钱，其间名色类多违法，最为细民之害。试举其大者，则有曰曲引钱、曰纳醋钱、卖纸钱、户长甲帖钱、保正牌限钱、折纳牛皮筋角钱，两讼不胜则有罚钱，既胜则令纳欢喜钱，殊名异目，在处非一。”
臣按：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宋朝者，天下税务、酒务无处无之，且如成都一府税务二十一处、酒务三十五处，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，然此大郡也，若夫中郡如凤翔者，税务亦十有五、酒务亦二十有五，当世之民何以堪哉？至于南渡之后，又有所谓经总制钱、月桩之类。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，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、经制之余，巧生别计，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。事已世殊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