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绵，非蚕乡则贡布、麻。《元史》种植之制，丁岁种桑枣杂果，亦不及木绵，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。考之《禹贡》“扬州岛夷卉”，服注以为织贝，则虞时已有之，岛夷时或以充贡，中国未有也。故《周礼》以九职任民，嫔妇惟治蚕枲而无木绵焉。中国有之，其在宋元之世乎（元初孟祺作《农桑辑要》云：木绵种于陕右，行之其他州郡，多以土地不宜为解。近世陶九成作《辍耕录》，亦云闽广多种木绵，纺缉为布，松江民因谋树艺，觅种于彼）。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、麻、葛、褐四者而已，汉、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，中国未有其种，民未以为服，官未以为调，宋、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，关、陕、闽、广首得其利。盖此物出外夷，闽、广海通舶商，关、陕壤接西域故也。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，故宋、元史《食货志》皆不载，至我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，地无南北皆宜之，人无贫富皆赖之，其利视丝、枲盖百倍焉，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。
代宗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、秋。
德宗时，杨炎为相，遂作两税法，夏输无过六月，秋输无过十一月，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。
陆贽曰：“租庸调之法宗本前哲之规模，参考历代之利害，有田则有租，有家则有调，有身则有庸，法制均一，下不困而上用足。两税之法，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，钱谷数最多者定为两税额，惟以资产为宗，不以丁身为本，资产少者税轻，多者税重。”
吕祖谦曰：“田制虽商鞅乱之于战国，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，惟两税之法立，古制然后扫地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，始于商鞅；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下中，始于杨炎。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，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，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，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，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官与民俱受其病，则以古今异宜故也。”
臣按：马端临又言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易之法，三代之贡助彻亦只是视田而赋之，未尝别有户口之赋。盖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，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，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，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，遂至重为民病，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。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，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？由马氏斯言观之，则是两税之法实得古人取民之意，后世徒以陆贽之言而非之，贽之言盖不欲苟变当时之法，故极言其法之弊耳。臣窃以谓，土地万世而不变，丁口有时而盛衰，定税以丁稽考为难，定税以亩检核为易，两税以资产为宗未必全非也，但立法之初谓两税之外不许分毫科率，然兵兴费广不能不于税外别有征求耳，此时之弊非法之弊也。自唐立此法之后至今行之，遂为百世不易之制。我朝稽古定制，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赋税，因其地宜立为等则，征之以夏者谓之税、征之以秋者谓之粮，岁有定额、家有常数，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也；随其田之宽狭取其税之多寡，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为额也；其额数则具于黄籍，总于户部，其征输期限则责之藩服州县，非若唐人别设两税使以总之也。若夫丁口之税百无取焉，惟逐户编为里甲，十年一度轮差，其余年分官司有所营为，随时起集佣倩，事已即休，所谓绢布之调无有也，不役之绢无有也。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额百世而不亏，吏不能以为奸，民不至于重困，陆贽所谓其取法也远、其立意也深、其敛财也均、其成人也固、其裁规也简、其备患也周，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当之矣，彼租庸调法乌可与同日语哉？
宪宗时，李渤上言：“臣过渭南，闻长源乡旧四百户，今才百余户，阌乡县旧三千户，今才千户，其他州县大率相似。迹其所以然，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，致驱迫俱逃。此皆聚敛之徒剥下媚上，惟思竭泽不虑无鱼，乞降诏书绝摊逃之弊，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乞免之，计不数年，人皆复于农矣。”
臣按：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竭泽而渔，岂不得鱼？明年无鱼。”李渤所谓惟思竭泽不虑无鱼，其言盖本诸此。盖以取税于民如取鱼于泽也，泽以养鱼必常有所养斯常有所生，苟取具目前，竭其所养之所、空其所生之物则一取尽矣，后何所继乎？后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摊税之害尤毒，非徒一竭而已，且将竭之至再至三而无已焉，不至水脉枯而鱼种绝不止也，何则？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户之税，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，况使代他人倍出乎？试以一里论之，一里百户，一岁之中一户惟出一户税可也，假令今年逃二十户，乃以二十户税摊于八十户中，是四户而出五户税也；明年逃三十户，又以三十户税摊于七十户中，是五户而出七户税也；又明年逃五十户，又以五十户税摊于五十户中，是一户而出二户税也。逃而去者遗下之数日增，存而居者摊与之数日积，存者不堪，又相率以俱逃，一岁加于一岁，积压日甚，小民何以堪哉？非但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国矣。为今之计奈何？曰李渤谓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免之，是固然矣，然民虽去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