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此文乃春秋以后人所记。彼见其时大夫与士异服，后且有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，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，此指庶子。皆如大夫服者，故申之曰「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」、「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」，皆当如士服。此在记者犹谓「是正其礼、俾勿僭踰也」，不知正类紾兄之臂，而谓之姑徐徐之见尔，乃后人取此以入礼记，而鄙儒注礼并不考当时情事，直以为周之制礼如此，则更可骇焉。郑氏曰：「大夫丧礼逸，与士异者，未得备闻。」若然，是周公果有其「大夫丧礼」与士异者矣，是郑为之实其事也而可乎？不特此也，复引丧服传斩衰、疏衰缕升不同之数，附会晏子之事，以配合于大夫士，其说为尤转。春秋战国固多毁坏礼制，自是而后，仲尼七十子之徒撰述礼文，以行于世，圣人之道渐明。由汉以来，无不遵圣人之礼者，而丧制且井井矣，丧服传所述斩疏诸服之制，曾有一语分别大夫士者乎？奈何附会以为说也。据其为说，谓斩衰三升枕块，而士麤斩麤即疏，谓疏衰，盖四升也。枕草，「为母四升，而士五升；为兄弟五升，而士六升」，是士比大夫皆降一等，大夫固不变，仍从其重服之麤，而士则变而从其轻服之精；大夫自期以下降士一等，而士则自期以上降大夫一等，然则此何礼耶？以大夫之贵止得降其期以下，而士之贱反得降其期以上，无论士降其期以上万万不可，即使然，亦俾大夫贵而适得其贱，士贱而反得其贵也。如曰「以降为贱」，则大夫不当降矣。如曰「以降为贵」，则士不当降矣。乃于大夫之降固曰「大夫贵也」，于士之降则又曰「大夫以上乃能备仪尽饰也」，天下宁有两可之理，而游移迁夺若此者乎？且推其说，诸侯天子之斩衰又当不止于三升，而庶人之斩衰且当降而为五升之期矣。夫所谓无贵贱一者，恐贵之或踰乎贱耳。今贱踰于贵，又贱不敢自踰而上使之踰，何以解也？无已乃为之说曰：「亦以勉人为高行。」呜呼!谓子弟为其父母兄弟服，乃是勉其父母兄弟，其亦言之不择矣。又曰：「大功以下，大夫士服同。」此以记文不言大功以下，故云然。然则大夫与士又不异矣，而独使士忍于其伦之最大者，何哉？疏曰：「重服情深，故使士有屈抑。」夫士也，独非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？又曰「轻服情杀，上下俱申」。然则大夫期以下降士庶一等，又何以下申上不申也，郑氏在东汉，其时遵行圣教已久，借谓春秋有此礼，亦自春秋之礼，而非周初之礼，直当置之而弗道，乃反举其事以证为周之礼制，且凿凿言之，其惑乱天下后世，不亦甚乎？又后章云「端衰丧车无等」，可见记者本杂取礼文，故篇名杂记。注者乃如是以释之，则是记者之过小，而注者之过大也。(卷七一，页一一—一四)
大夫之庶子为大夫，则为其父母服大夫服，其位，与未为大夫者齿。
上言大夫庶子为士，不得为父母服大夫服，此申言大夫庶子为大夫，得为父母服大夫服，而又以大夫适子服大夫服为之起也。
大夫之适子服大夫之服，此亦记者指春秋时之大夫，其适子世为大夫者言，盖大夫之适子未有不为大夫者，故不云为士为大夫也。郑氏有「仕至大夫」之语，而孔氏谓「指适子之父」，皇氏谓「指大夫之子」，纷纷之争可以息矣。(卷七一，页一九—二○)
士之子为大夫，则其父母弗能主也，使其子主之，无子，则为之置后。
礼有本善而后不能无弊者如：周公制礼，分别大夫与士，中庸云：「父为大夫，子为土，葬以大夫，祭以士。父为士，子为大夫，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。」此礼正大可行；盖葬祭之礼为重，又其事各属存者亡者，自应如此分别。若主丧之礼既轻，又祗属存者一人而言，则不必据存者以与亡者为分别矣，况子可抑父乎？春秋之时不明此义，循周公之礼，一例欲尊贵大夫，而不知其悖乱也。儒者虽知诋诃，盖亦未察其源流尔。丧服小记云：「士不摄大夫，士摄大夫惟宗子。」谓此大夫无为主后亲属，惟宗子为士，乃可摄之，以宗子尊，余亲属则否。今此文所言则父在，不能敌一亲属之尊者，而退于众亲属之列，可乎？盖又误以士不摄大夫，而为父士不主子大夫也。小记又云「大夫不主士之丧」，推此文之说，亦可云士之子为大夫，则其子弗为主也，何则？均此分别大夫士之义也。何以一言一不言乎？其不言者，固以子无不主父丧之理耳，若是则子大夫可主父士，父士亦可主子大夫矣，推之，子士可主父大夫，父大夫可主子士，无不皆然，观此不特其说之悖戾，并其立说之意亦多渗漏也。又云「无子则为之置后」，亦非古，惟大宗无子始得立后，小记所言正以其无主后而使亲属摄耳，今云为之置后，则大夫皆可立后矣，故曰：「春秋之礼，非周初之礼也。」孔氏曰：「此所置之后，谓暂为丧用，假用大夫之礼。」呜呼!子可暂用乎？所以为此曲说者，无非欲周旋记文，以为周初礼耳。按：传云「母以子贵」，夫母可以子贵，父反不可以子贵乎？因是知后世礼法之制恒有过于前代者，如推臣之所生以为封赠之典是也，此仿国家追王礼以及其臣，所谓锡类之仁，以孝治天下者也，使当时有此，无复此说之悖戾，使人疑骇矣。孔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