散民流，诬上行私，然则桑中非亡国之音明矣。何以均谓亡国之音耶？以两处之说纽合为一，故其周章失理如此，从来解者于此皆格格不达，今特正之。又郑声淫，郑诗不淫；说者以郑诗为淫，误；因此文并谓卫诗为淫，尤误。吕览曰：「郑卫之声，桑间之音，此乱国之所好，衰德之所悦。」其言犹少弊，此取而增益之，便纰缪百出矣。(卷六八，页一四)
是故审声以知音，审音以知乐，审乐以知政，而治道备矣。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，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，知乐则几于礼矣。礼乐皆得谓之有德，德者，得也。
孔子曰：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」此云知乐则几于礼，失礼乐之义，说见篇首。(卷六八，页一六)
是故，乐之隆，非极音也。食飨之礼，非致味也。清庙之瑟，朱弦而疏越，壹倡而三叹，有遗音者矣。大飨之礼，尚玄酒而俎腥鱼，大羹不和，有遗味者矣。
一倡而三叹，皆指歌者一人而言，后云「歌者，长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、舞之、足之，蹈之」即此义也。遗、忘也，谓弦歌之节倡少叹多，嗟叹若此，几有忘音之意，有忘音则非极音，而极耳目之欲者矣，故可以教民平好恶，反人道之正也。遗味义同，其义如此，注疏以三叹为「三人赞叹」，言叹者少，朱仲晦因以为「三人和」，陈可大因以为「非极声音之美，故好者少」，此皆因宋玉对楚王「曲高和寡」之文而误解者也。彼由数千人以至数人而言，故始见为少，此文既未尝以数千人至数人叙于前，即曰一人倡三人叹，何以定知为少乎？且曲高和寡，别为一义，若谓非极音而和者少，则此乐既无人好，又何能教民平好恶，反人道之正乎？尤悖记义矣，有遗音、有遗味，吕览作「进乎味」，旨亦同。(卷六八，页一八)
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，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，有淫佚作乱之事。是故强者胁弱，罪者暴寡，知者诈愚，勇者苦怯，疾病不养，老幼狐独不得其所，此大乱之道也。
「人生而静」四句，此文子引老子语也。说详古文尚书大禹谟、仲虺之诰。此节之说，其误者有四：一言性也，一言知也，一言好恶也，一言天人理欲也。「人生而静」四句，此言性之误也，谓静是天性，动是人欲，岂可截然如此区分？人生才堕地便是动，便是感，宁遂失却天性，而徒有性欲乎？宋儒因此有「纔说是性，便不是性」之谬说。孔曰「性近」，孟曰「性善」，然则彼皆非与？如其说，必将常不动，常寂无感，然后可。此老氏之「致虚守静」，释氏之「面壁九年」也，一也。「物至知知」、「知诱于外」，此言知之误也。孔子言「生知」、「学知」，孟子言「良知」，知岂是坏物而恶之乎？此即庄子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。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已」、列子「无知是谓真知」之说也，又告子谓「生之性」而以犬牛之知觉为无异于人，亦此意，二也。然后好恶形焉，至人化物也，此言好恶之误也，凡圣贤之言，好恶者多矣。孔子曰「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」，孟子言「平旦之气」，以好恶为相近，今遗却本来好善恶恶之真好恶不言，而但言起偏私之好恶，正与性欲之说同符，其势必将至于无好无恶而后已。此即庄子「不以好恶内伤其身」之说，及释氏绝去爱、憎二境之意也。又谓物之感人无穷，此语固是，然先示以如孟子所谓「先立乎大者」之义，令学者本原之地预有主宰，临时自不为所动摇。今不及此义，但以人化物为言，然则欲不化物，必将逃于空虚无人物之境，而后可乎？三也。「人化物也者」二句，此言天人理欲之误也。天是理，人是欲，则是天人不同矣，此陆象山之论，独为有识。自余宋儒？谬相承，动以天理人欲为言。呜呼！其于圣贤之学何其悖也？四也。大抵圣贤之学皆从最初者而言，二氏之学皆从起者而言，从最初者以教人，自使人欢忻鼓舞而不自知其进于善；从后起者以教人，则不惟忌人，势且疑己，头头险地，步步畏机。是故以人心为危，以人性为欲，不得不重难以制乎己，而任权挟诈以御乎人。所以道德之意一变为刑名法术，若再变为虚空寂灭，而人道绝矣。斯其理势，首尾一贯，夫复奚疑？尝谓天人之旨、心性之理，一乱于伪尚书袭道经人心、道心之语，再乱于乐记引老子静性、动欲之语，加以宋儒外假儒术，而内实根柢于二氏，故于此二书之语，深信笃好，阐发详明，以彰着于天下，而天下后世咸信之，致使异学湔渍吾儒，如油入面，永无出理。由是天人之旨、心性之理，晦昧无余，而犹谓之道学之传，何哉？按：吕览侈乐篇末一段，多与此同。然彼不言性，不言好恶，言天不言人，言欲不言理，故自浑融，不若此之纰缪也。(卷六八，页二二)
是故先王之制礼乐，人为之节。衰麻哭泣，所以节丧纪也；钟鼓干戚，所以和安乐也；昏姻冠笄，所以别男女也；射乡食飨，所以正交接也。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，礼、乐、刑、政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备矣。
昏姻冠笄，本左传子太叔言「礼，昏媾姻亚」之说。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，本子太叔言「礼为政事庸力行，务为刑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