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乃责之曰：「儒者自有名教，何事于兵？」因劝读《中庸》。先生读其书，虽爱之，犹以为未足。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，累年，尽究其说。知无所得，反而求之《六经》。嘉佑初，见程伯淳正叔于京师，共语道学之要。先生涣然自信，曰：「吾道自足，何事旁求？」于是尽弃异学，淳如也。
晚自崇文移疾西归，横渠终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简编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有得则识之。或中夜起坐，取烛以书。其志道精思，未始须臾息，亦未尝须臾忘也。学者有问，多告以知礼成性，变化气质之道。学必如圣人而后已，闻者莫不动心有进。尝谓门人曰：「吾学既得于心，则修其辞。命辞无差，然后断事。断事无失，吾乃沛然。精义入神者，豫而已矣。」
先生气质刚毅，德成貌严，然与人居久而日亲。其治家接物，大要正己以感人。人未之信，反躬自治，不以语人,虽有未谕，安行而无悔。故识与不识，闻风而畏，非其义也，不敢以一毫及之。
横渠先生曰：二程从十四五时，便脱然欲学圣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