攸往，夙吉。」传曰：西南，坤方。坤之体，广大平易。当天下之难方解，人始离艰苦，不可复以烦苛严急治之。当济以宽大简易，乃其宜也。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，是「无所往」也。则当修复治道，正纪刚，明法度，进复先代明王之治，是「来复」也，谓反正理也。自古圣王救难定乱，其始未暇遽为也。既安定则为可久可继之治。自汉以下，乱既除，则不复有为，姑随时维持而已，故不能成善治，盖不知「来复」之义也。「有攸往，夙吉。」谓尚有当解之事，则早为之乃吉也。当解而未尽者，不早去，则将复盛。事之复生者，不早为，则将渐大，故「夙则吉」也。
夫有物必有则。父止于慈，子止于孝，君止于仁，臣止于敬。万物庶事，莫不各有其所。得其所则安，失其所则悖。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，非能为物作则也，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。
《兑》，说而能贞，是以上顺天理，下应人心，说道之至正至善者也。若夫「违道以干百姓之誉」者，苟说之道，违道不顺天，干誉非应人，苟取一时之说耳，非君子之正道。君子之道，其说于民如天地之施，感之于心而说服无斁。
天下之事，不进则退，无一定之理。济之终不进而止矣，无常止也。衰乱至矣，盖其道已穷极也。圣人至此奈何？曰：惟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，不使至于极也，尧舜是也。故有终而无乱。
为民立君，所以养之也。养民之道，在爱其力。民力足则生养遂，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。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。《春秋》凡用民力必书，其所兴作，不时害义，固为罪也。虽时且义必书，见劳民为重事也。后之人君知此义，则知慎重于用民力矣。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书者，为教之义深矣。僖公修泮宫，复閟宫，非不用民力也，然而不书。二者复古兴废之大事，为国之先务，如是而用民力，乃所当用也。人君知此义，知为政之先后轻重矣。
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，治之道也。建立治纲，分正百职，顺天时以制事。至于创制立度，尽天下之事者，治之法也。圣人治天下之道，唯此二端而已。
明道先生曰：先王之世，以道治天下。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。
为政须要有纪纲文章。「先有司」。乡官读法，平价，谨权衡，皆不可阙也。人各亲其亲，然后能不独亲其亲。仲弓曰：「焉知贤才而举之？」子曰：「举尔所知。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」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。推此义，则一心可以丧邦，一心可以兴邦，只在公私之间尔。
治道亦有从本而言，亦有从事而言。从本而言，惟从格君心之非，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。」若从事而言，不救则已，若须救之，必须变。大变则大益，小变则小益。
唐有天下，虽号治平，然亦有夷狄之风。三纲不正，无君臣父子夫妇。其原始于太宗也，故其后世子弟皆不可使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故藩镇不宾，权臣跋扈，陵夷有五代之乱。汉之治过于唐。汉大纲正，唐万目举。本朝大纲正，万目亦未尽举。
教人者，养其善心而恶自消。治民者，导之敬让而争自息。
明道先生曰：必有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然后可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
「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。」天下之治乱，系乎人君仁不仁耳。离是而非，则「生于其心，必害于其政」，岂待乎作之于外哉？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，门人疑之，孟子曰：「我先攻其邪心。」心既正，然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。夫政事之失，用人之非，知者能更之，直者能谏之，然非心存焉，则一事之失，救而正之，后之失者，将不胜救矣。「格其非心」，使无不正，非大人其孰能之？
横渠先生曰：「道千乘之国」，不及礼乐刑政，而云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」。言能如是，则法行。不能如是，则法不徒行。礼乐刑政，亦制数而已耳。
法立而能守，则德可久，业可大。郑声佞人，能使为邦者丧所以守，故放远之。
横渠先生《答范巽之书》曰：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，此正自古之可忧者。巽之谓孔孟可作，将推其所得而施诸天下耶？将以其所不为而强施之于天下与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，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，谓之王道可乎？所谓父母之心，非徒见于言，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。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，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，必不为五伯之假名。巽之为朝廷言，「人不足以适，政不足以间」，能使吾君爱天下之人如赤子，则治德必日新，人之进者必良士。帝王之道，不必改途而成，学与政不殊心而得矣。
近思录卷九治法
濂溪先生曰：古者圣王制礼法，修教化，三纲正，九畴叙，百姓大和，万物咸若。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，以平天下之情。故乐声淡而不伤，和而不淫。入其耳，感其心，莫不淡且和焉。淡则欲心平，和则躁心释。优柔平中，德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