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〕前自诳诳人〔之罪〕，盖不可胜赎也。此与守书册、泥言语，全无交涉，幸于日〔用〕间察之，知此则知仁矣。」）及五十内外，所见渐定，不惑于释氏。合观程子、张子、朱子皆先入于释老，亦可知老与释之易惑人矣。究之能觉寤其非，何也？
曰：三君子皆志圣贤之志者也，其学本夫求是心，故于此于彼，期在自得，不在虚名。考诸《六经》，茫然不得性道之实体，则必求之彼矣。求之彼，而言道言性确有指实，且言夫体用一致也似神，能靡不周（如说「法周法界，净智妙图，休自空寂。」）故朱子尝驰心空妙，冀得之以为衡鉴事物之本，极其致，所谓「明心见性」，不过「六用不行」，彼所以还其神之本体者，即本体得矣；以为如此便是无欠阙矣，实动辄差谬。在彼以自然为宗本，不论差谬与否，而三君子求是之心，久之亦知其不可恃以衡鉴事物，故终能觉悟其非也。夫人之异于禽兽者，人能明于必然，禽兽各顺其自然。孔孟之异于老聃、庄周、告子、释氏者，自「志学」以至「从心所欲不踰距」，皆见乎天地、人物、事为有不易之则之为必然，而博文约礼以渐致其功。彼谓「致虚极，守静笃」，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」，至于「道法自然」，无以复加矣。孟子而后，惟荀子见于礼义为必然，见于不可徒任自然，而不知礼义即自然之极则。宋儒亦见于理为必然，而以理为「太极」，为「生阳生阴之本」，为「不离阴阳，仍不杂于阴阳」，指其在人物为性，为「不离气质，仍不杂乎气质」。盖以必然非自然之极则而已，实自然之主宰、枢纽、根柢，一似理亦同老聃、庄周、告子、释氏乎所指者之生〔神〕，天地阴阳之于人物为本来面目。朱子之辨释氏也，曰：「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，释氏以识为不生不灭。」在老释就一身分言之，有形气，有神识，而以神识为本；溯而上之，以神为有天地之本，遂求诸无形无象者为实有，而视有形有象为幻。在宋儒以形气神识同为己之私，而理得于天；溯而上之，于理气截之分明，以理当其无形无象之实有，而视有形有象为粗，于是就其言转之以言夫理，尊理而重学，远于老聃、庄周、告子、释氏矣。然以彼例此，而不协乎此，转指孔孟所谓道者非道，所谓性者非性，增一怳忽不可知之主宰、枢纽、根柢，因视气曰空气，视心曰性之郛郭。是彼奉一自然者之神居此空气之上，郛郭之中；此奉一必然之理在此空气之上、郛郭之中也。
问：后儒所谓太极，似老氏之所言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」朱子以太极生阴阳为理生气，「阴阳既生，太极在其中，理复在气之内，人物必禀此理然后有性，必禀此气然后有形」，亦似老氏所言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」。朱子以道即理之谓也，而于理气截之分明，于是言先后，言主宰、枢纽、根柢，俨然如一物，亦似老氏谓「道之为物，惟怳惟忽」，于怳忽不可名状中而有像有物。又《太极图说》言主静，注云「无欲故静」；《通书》言「无欲则静虚动直，静虚则明」，似释氏谓「六用不行，即本性自见」。何彼此相似如是？至「常惺惺」，则直举释氏之言为用功之要。今以太极两仪，在孔子赞《易》之本指，非如后宋儒之云；以曰道曰性为指其实体之名，以期于无失之谓理，乃称其纯美精好之名，亦非如后儒之云。然则宋儒明知老聃、庄周、告子、释氏之非，而及其言之，又不合于孔孟，而转与彼相似，何也？
曰：孔子之后，异说纷起，能发明孔子之道者，孟子也；卓然异于老聃、庄周、告子而为圣人之徒者，荀子也。释氏之说盛行，才质过人者无不受其惑，能卓然知宗信孟子而折彼为非者，韩子也；尝求之老释，能卓然觉寤其非者，程子、张子，朱子也。然先入于彼，故其言道为气之主宰、枢纽，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、枢纽也；以理能生气，如彼以神能生气也；以理堕在形气之中，变化气质则复其初，如彼以神受形气而生，不以形气欲累之则复其初也。皆改其所为神识者以指理，故言「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」，岂圣贤之言！「天地之初理生气」，岂其然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