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汉学，《洪范》略如宋学。一实一虚，一物一事。[《大学》：“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。”]据《禹贡》以言物，乃知汉师破碎支离之不足以为学；据《洪范》言理，乃知理由事出，宋人空虚惝恍之不足以为学。《尚书》此二篇，与诸篇体例不同，乃群经之总例，不但为《尚书》发。以此立学，明白简要，与汉、宋同床异梦。
《古制佚存凡例》与《春秋时人载记》，以传皆言清行浊，故于古制分新旧例。凡古事与经不同者，皆为真古事，以《礼》、《乐》二经出于孔修，如同姓昏、三年丧、亲迎、丧服、烝报诸条，其明证。箌室主人引东昏、齐高、隋炀为据，谓《礼》《乐》已定之后，未尝无怪诞狂乱之人。窃以拟非其伦，所引诸人，皆后世所谓人面畜鸣，亡身丧家，当时群相叱怪，后世引为大戒。若周穆王、齐桓公、鲁昭公、哀公、子张、子贡所行所疑，何得以恶鸱怪兽相比伦！礼丧必去官，《春秋》记鲁大夫，父死，子即服事出使；礼不世卿，列国卿大夫几无不世者。在当时为通行，与高澄、东昏、隋炀，千万中不得一二者过殊。因其相攻，本义愈显，故予以春秋以前之中国，即今日之西人。如齐桓姑姊妹不嫁者七人，卫宣、楚灵上烝下报者，西人近绝无其事。盖其通商已近三百年，耳濡目染，渐革旧俗。今日之西人，实较春秋前之中人为文明，是古非今，俗说与情事正相反。
“古学”祖刘歆，以周公为六艺主，孔子为传述家，所言事事与《移书》相反。盖《移书》本用博士旧法，以六艺归之孔修，首以微言大义归之孔门。若如马、郑诸家，既不主孔子，更何有微言大义之可言？每经皆有义例，在文字之外，如数术之卜筮，以及铁板数、《青囊经》，皆别有起例，在本书之外。不得本例，但望文生训，如何能通？不惟经说，即李义山、吴梅村诗集，作注者必先于本文之外，详其时事、履历、性情、嗜好，并其交游赠答，当时朝廷盛衰、政辅忠佞，然后能注。区区后人文诗，千万不足与经比，犹于文字外，无限推索，方能得其本旨。乃东汉以下之经学，则不必先求本师，预考文例，但能识字解义，按照本文，详其句读，明其训诂，即为经说。真所谓望文生训，不求其端，不竟其委，但能识丁，便可作传。除《公羊》外。今所行之十二经注疏，一言以蔽之曰：望文生训而已！靳注《吴集》，相去未远，文字之外，究心实多。以今日初识笔画之童蒙，说古昔圣神之微旨，而谓如盲词市簿，一见能解，一闻能知，岂不哀乎！学者亦尝假四字以为说，实则阮王二刻，能逃望文生训者，宁有几人？盖欲求义例，必先有师；不能得师，必先于各经先师传说义例，未读经先考之至精至熟，然后可以读经。此法久绝，合宇内老师宿儒，谁能免此弊？刘歆初言微言，后力反其说。愿学者读汉臣刘歆书，勿用新室刘秀颠倒六经之法也。
井研庚子新修《县志》，所撰《四益丛书》，备蒙采入《经籍志》，四部共百四五十种。参用《提要》及《经义考》之例，序跋之外，别撰提要。子姓、友朋、及门分撰者，各录姓名。先曾为《序例》，志本以文繁，多从删节。又家藏本如《楚词文集》之类，续有增补。《诗》、《易》二经，旧说未定，亦多删改。然庚子以前所有著述，《县志》详矣。家藏本存以待改，将来刊刻必与《志》本有同异，然“小”、“大”二统规模，《志》本粗具矣。
宋、元、明理学家皆有《学案》，予于《今古学考》外，别撰《两汉学案》四卷。西汉主微言，东汉主大义。大义主《左》、《国》，微言则主《列》、《庄》。盖《左》、《国》以孔子为述，为不以空言说经之旧法。主持此说，必须用《论语》“好古”、“敏求”、“择改”、“并行”之说。六艺虽为旧文，孔子手定，别黑白定一尊，凡沿革与不善之条，悉经删削，盖于历代美善，皆别与定一尊。如田赋取助法，夏、周皆以公田说之，而贡彻之法不取；如讥世卿，《诗》与《春秋》同书尹氏；如行夏时，四代经文皆以夏时为正，《周礼》仍为“大统”皇帝之法，以《论语》“行夏时”及“述而不作”二章，“子张问十世”章为主。择改因革，大有经营，特本旧文，即为述古。六艺合通，全由笔削，不可如东汉“古文”说经，皆文、周、国史原文，未经孔定，杂存各代，沿革棼乱。如《诗》以为旧有撰人，可也；但既编定，则编书之意，与作者不必全同。旧本歌谣，孔修后遂成为经。《书》本多，断定二十八篇，则变史为经。其与《列》、《庄》分别之处，则微言派直以六艺皆新文，并非陈迹刍狗过时之物。托之帝王，即《庄子》“寓言”。如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所讥，皆为新制，孔子以前，并无以言立教之事，周公旧制，未传为经。故一作一述，小异大同。亦如地静、地动，昼夜寒暑，莫不相同。二说循环，互相挽救。如“古文”专以六艺属古人，不言审定折中，以新代旧，变史为经，则其病百出，万不敢苟同者也。
尝以《春秋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易》四经，比于套杯，以《书》容《春秋》，以《诗》容《书》，故旧说庄子、董子，皆以《易》与《春秋》对言。原始要终，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四教在其内。以《大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