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子野人者，据当时谓之君子野人也。当时谓之野人，是言文质相称者也。当时谓之君子，则过乎文者也。是以不从后进而从先进也。盖当时文弊已甚，故仲尼欲救之云尔。」
「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。」中庸曰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于人，」正解此两句。然此两句甚难行，故孔子曰：「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」
问：「『质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』，何以为达？」曰：「此正是达也。只好义与下人，已是达了。人所以不下人者，只为不达。达则只是明达。『察言而观色』，非明达而何？」又问：「子张之问达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子张之意，以人知为达，纔达则人自知矣，此更不须理会。子张之意，专在人知，故孔子痛抑之，又曰『夫闻也者，色取仁而行违，居之不疑』也。学者须是务实，不要近名，方是。有意近名，则大本已失，更学何事？为名而学，则是伪也。今之学者，大抵为名，为名与为利，清浊虽不同，然其利心则一也。今市井闾巷之人，却不为名。为名而学者，志于名而足矣，然其心犹恐人之不知。韩退之直是会道言语，曰：『内不足者急于人知，沛然有余，厥闻四驰。』大抵为名者，只是内不足；内足者，自是无意于名。如孔子言『疾没世而名不称』，此一句人多错理会。此只是言君子惟患无善之可称，当汲汲为善，非是使人求名也。」
问：「『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』，不知怨在己，在人」曰：「在己。」曰：「既在己，舜何以有怨？怨只是一个怨，但其用处不同。舜自是怨。如舜不怨，却不是也。学须是通，不得如此执泥。如言『仁者不忧』，又却言『作易者其有忧患』，须要知用处各别也。天下只有一个忧字，一个怨字。既有些二字，圣人安得无之？如王通之言甚好，但为后人附会乱却。如魏征问：『圣人有忧乎？』日：『天下皆忧，吾独得不忧？』问疑。曰：『天下皆疑，吾独得不疑？』谓董常日：『乐天知命，吾何忧？穷理尽性，吾何疑？』如此自不相害，说得极好，至下面数句言心迹之判，便不是，此皆后人附会，适所以为赘也。」
问：「『民可使由之』，是圣人不使之知耶？是民自不可知也？」曰：「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。盖圣人设教，非不欲家喻户晓，比屋皆可封也。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，安能使人人尽知之？此是圣人不能，故曰：『不可使知之。』若曰圣人不使民知，岂圣人之心？是后世朝三暮四之术也。某尝与谢景温说此一句，他争道朝三暮四之术亦不可无，圣人亦时有之，此大故无义理。说圣人顺人情处亦有之，岂有为朝三暮四之术哉？」谢景温，一作赵景平。
问为政迟速。曰：「仲尼尝言之矣：『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』仲尼言有成者，盖欲立致治之功业，如尧、舜之时，夫是之谓有成。此圣人之事，佗人不可及。某尝言后世之论治者，皆不中理。汉公孙丞相言：『三年而化，臣弘尚窃迟之。』唐李石谓『十年责治太迫。』此二者，皆率尔而言圣人之言自有次序，所谓『期月而已可也』者，谓纪纲布也；『三年有成』，治功成也。圣人之事，后世虽不敢望如此，然二帝之治，惟圣人能之；二王以下事业，大贤可为也。」又问：「孔子言用我者，三年有成，言王者，则曰『必世而后仁』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所谓仁者，风移俗易，民归于仁。天下变化之时，此非积久，何以能致？其曰『必世』，理之然也。「有成，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。如欲民仁，非必世安可？」
问：「『大则不骄，化则不吝』，此语何如？」曰：「若以『大而化之』解此，则未是；然『大则不骄』此句，却有意思，只为小便骄也。『化则不吝』，化煞高，『不吝』未足以言之。骄与吝两字正相对，骄是气盈，吝是气歉。」曰：「吝何如则是？」曰：「吝是吝啬也，且于啬上看，便见得吝啬止是一事。且人若吝时，于财上亦不足，于事上亦不足，凡百事皆不足，必有歉歉之色也。」曰：「『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』，此莫是甚言骄吝之不可否？」曰：是也。若言周公之德，则不可下骄吝字。此言虽才如周公，骄吝亦不可也。」
仲尼当周衰，辙环天下，颜子何以不仕？曰：「此仲尼之任也。使孔子得行其道，颜子不仕可矣。然孔子既当此任，则颜子足可闭户为学也。」
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。如仲尼只说一个仁义〔一〕，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」孟子开口便说仁义；仲尼只说一个志，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；只此二字，其功甚多。
未知道者如醉人：方其醉时，无所不至；及其醒也，莫不愧耻。人之未知学者，自视以无缺，及既知学，反思前曰所为，则骇且惧矣。圣人六经；皆不得已而作；如耒耜陶冶，一不制，则生人之用熄。后世之言，无之不为缺，有之徒为赘，虽多何益也，圣人言虽约，无有包含不尽处。
言贵简，言愈多，于道未必明。杜元凯却有此语云：「言高则旨远，辞约则义微。」大率言语须是含蓄而有余意，所谓「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」也。
中庸之书，其味无穷，极索玩味。
问：「坎之六四，『樽酒簋贰用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