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朱文公政训》 宋 朱熹
论世事曰：须是心度大方，包裹得过，运动得行。
今世士大夫，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，挨得时进且过，上下相咻以勿生事，不要十分理会事，且凭鹘突；才理会得分明，便做官不得。有人少负能声，及少经挫抑，却悔其太惺惺了了，一切刓方为圆，随俗苟且，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。当官者，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、不治事为得策。曲直在前，只不理会，庶几民自不来，以此为止讼之道。民有冤抑，无处伸诉，只得忍遏；便有讼者，半年周岁不见消息，不得予决，民亦只得休和，居官者遂以为无讼之可听。风俗如此，可畏可畏！
被几个秀才在这里翻弄那吏文，翻得来难看。吏文只合直说，其事是如何，条贯是如何，使人一看便见方是。今只管弄闲语，说到紧要处，又只恁地带过去。
因论郡县政治之乖曰：民虽众，毕竟只是一个心，甚易感也。
吴英云：政治当明其号令，不必严刑以为威。曰号令既明，刑罚亦不可弛。苟不用刑罚，则号令徒挂墙壁尔。与其不遵以梗吾治，曷若惩其一以戒百？与其覆实检察于其终，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？做大事，岂可以小不忍为心？
吾辈今经历如此，异时若有尺寸之柄，而不能为斯民除害去恶，岂不诚可罪耶？某尝谓今之世姑息不得，直须与他理会，庶几善弱可得存立。
或问：为政者当以宽为本，而以严济之？曰：某谓当以严为本，而以宽济之。《曲礼》谓“涖官行法，非礼威严不行。”须是令行禁止，若曰令不行、禁不止，而以是为宽，非也！
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，某谓坏了这“宽”字。
为政，如无大利害，不必议更张，则所更一事未成，必哄然成纷扰，卒未已也。至于大家，且假借之，故子产书引郑曰：“安定国家，必大焉先。”
问：为政更张之初，莫亦须稍严以整齐之否？曰：此事难断定说，在人如何处置，然亦何消要过于严？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，若晓事底人历练多，事才至面前，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，人自然畏服。今人往往过严者，多半是自家不晓，又虑人欺己，又怕人慢己，遂将大拍头去拍他，要他畏。
问治乱之机，曰：今看前古治乱，那里是一时做得？少是四、五十年，多是一、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。遂俛首太息。
蜀远朝廷万有余里，择帅须用严毅，素有威名，足以畏压人心，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。
今之法家，惑于罪福报应之说，多喜出人罪以求福报。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幸免，是乃所以为恶尔，何福报之有？《书》曰：“钦哉钦哉，惟刑之恤哉！”所谓钦恤者，欲其详审曲直，令有罪者不得免，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。今之法官，惑于钦恤之说，以为当宽人之罪而出其死，故凡罪之当杀者，必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，则率多减等，当斩者配，当配者徒，当徒者杖，当杖者笞，是乃卖弄条贯、舞法而受赃者耳，何钦恤之有？罪之疑者从轻，功之疑者从重。所谓疑者，非法令之所能决，则罪从轻而功从重，惟此一条为然耳，非谓凡罪皆可以从轻，而凡功皆可以从重也。今之律令亦有此条，谓法所不能决者，则俟奏裁。今乃明知其罪之当死，亦莫不为可生之涂以上之，惟寿皇不然，其情理重者皆杀之。
杨通老相见，论纳米事。先生曰：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：州县多取于民，监司知之当禁止，却要分一分，此是何义理？又论广西盐曰：其法亦不密。
如立定格，六斤不得过百钱，不知去海远处，搬担所费重，此乃许子之道，但当任其所之，随其所向，则其价自平。天下之事，所以可权衡者，正谓轻重不同，乃今一定其价，安得不弊？又论汀寇止四十人，至调泉、建、福三州兵，临境无寇，须令汀守分析。先生曰：才做从官，不带职出，便把这事做欠阙。见风吹草动便喜，做事不顾义理，只是简利多害少者为之。今士大夫皆有此病。
今赈饥之事，利七而害三，则当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。然必欲求全，恐并与所谓利者失之矣。
直卿言辛幼安帅湖南，赈济榜文只用八字，曰：“劫禾者斩，闭籴者配。”
先生曰：这便见得他有才，此八字若做两榜便乱道。又曰：要之，只是粗法。
因论保伍法，或曰此诚急务，曰：固是。先王比闾保伍之法，便是此法，都是从这里做起，所谓分数是也。兵书云：御众有多寡，分数是也。看是统驭几人，只是分数明，所以不乱。王介甫锐意欲行保伍法，以去天下坐食之兵，不曾做得成。范仲达为袁州万载令，行得保伍极好。自来言保伍法无及之者。此人有心力，行得极整肃，虽有奸细，更无所容。每有疑似无行止人，保伍不敢著，互相传送至县；县验其无他，方令传送出境。讫任满，无一寇盗。顷张定叟知袁州，托其询问，则其法已亡，偶有一县吏，略记大概。
某《保甲草》中所说，县郭四门外，置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