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上看，如汉初待群臣不专执其权，略堂陛之严，不恁地操切；如财散于天下之类。」曰：「这也自是事势到这里，见得秦时君臣之势如此间隔，故汉初待宰相如此。然而萧何是多少功劳！几年宰相，一旦系狱，这唤做操切不操切？又如周勃终身有功，后来也下狱对问。又如贾谊书中所说是如何？财用那时自宽饶，不得不散在郡县。且如而今要散在郡县，得也不得？上面又不储蓄财赋闲在那里，只是每年合天下之所入，不足以供一年之用；一月之入，不足以供一月之用，逐时挨展将去。将汉初来看，要散之郡县得否？这只是闲说。第一项最是养许多坐食之兵，其费最州郡自是州郡底，如许多大军，见如何区处？无祖宗天下之半，而有祖宗所无之兵。如州郡兵还养在，何用！若留心太守，又会教他去攀些弓，射些弩，教他做许多模样，也只是不忍将许多钱粮白与他。到有冢杀时，你道他与你去冢杀否？只是徒然！」问：「君举曾要如何措置？」曰：「常常忧此，但措置亦未曾说出。」问：「看唐事如何？」曰：「闻之陈先生说，唐初好处，也是将三省推出在外。这却从魏晋时自有里面一项，唐初却尽属之外，要成一体。如唐经祸变后，便都有诸王出来克复，如肃宗事。及代宗后来，虽是郭子仪，也有个主出来。」曰：「三省在外，怕自隋时已如此，只唐时并属之宰相。诸王克复，代宗事，只是郭子仪，怕别无诸王。唐官看他六典，将前代许多官一齐尽置得偏官，如何不冗？今只看汉初时官如何，到得元成间如何，又看东汉初如何，到东汉末时如何，到三国魏晋以后如何：只管添，只管杂。」
器远言：「乡间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会教着实，缘是向时诸公多是清谈，终于败事。」曰：「便是而今自恁地说，某尚及见前辈都不曾有这话。是三十年前如此，不曾将这个分作两事。如所谓『推倒墙，撞倒壁』，如此粗话，那时都恁地粗，却有好处。南渡时，有许多人出来做得事。经变故后，将许多人都推折了。到而今却是气卑弱了，凡事都无些子正大，只是细巧。」曰：「陈先生要人就事上理会教实之意，盖怕下梢用处不足。如司马公居洛六任，只理会得个通鉴；到元佑出来做事，却有未尽处，所以激后来之祸。如今须先要较量教尽。」曰：「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说话。如温公所做，今只论是与不是，合当做与不合当做，如何说他激得后祸！这是全把利害去说。温公固是有从初讲究未尽处，也是些小事。如役法变得未尽，只是东南不便，他西北自便之。那时节已自极了，只得如此做。若不得温公如此做，更自有一场出丑。今只将纸上语去看，便道温公做得过当。子细看那时节，若非温公，如何做？温公是甚气势！天下人心甚么样感动！温公直有旋乾转坤之功。温公此心可以质天地，通幽明，岂容易及！后来吕微仲范尧夫用调停之说，兼用小人，更无分别，所以成后日之祸。今人却不归咎于调停，反归咎于元佑之政。若真是见得君子小人不可杂处，如何要委曲遮护得！蔡确也是卒急难去，也是猾。他置狱倾一从官，得从官；置狱倾一参政，得参政；置狱倾一宰相，得宰相。看温公那时，已自失委曲了。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，后既加罪于蔡确之徒，论来安石是罪之魁，却于其死，又加太傅及赠礼皆备，想当时也道要委曲周施他。如今看来，这般却煞不好。要好，便合当显白其罪，使人知得是非邪正，所谓『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』。须是明显其不是之状。若更加旌赏，却惹得后来许多群小不服。今又都没理会，怕道要做朋党，那边用几人，这边用几人，不问是非，不别邪正，下梢还要如何？某看来，天下事须先论其大处，如分别是非邪正，君子小人，端的是如何了，方好于中间酌量轻重浅深施用。」
器远言「陈丈大意说，格君，且令于事上转移他心下归于正。如萧何事汉，令散财于外，可以去其侈心，成其爱民之心。说北齐宣帝」云云。曰：「欲事君者，岂可以此为法？自元魏以下至北齐，最为无纲纪法度，自家却以为事君法！」
永嘉看文字，文字平白处都不看，偏要去注疏小字中，寻节目以为博。只如韦玄成传庙议，渠自不理会得，却引周礼「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」注云：「先公之迁主藏于后稷之庙，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之庙。」遂谓周后稷别庙。殊不知太祖与三昭三穆皆各自为庙，岂独后稷别庙！又云：「后稷不为太祖，甚可怪也！」
季通及敬之皆云：「永嘉貌敬甚及与宫祠，乃缴之，云：『朱某素来迂阔，臣所不取。但陛下进退人才，不当如此。』」以问先生，先生云：「不曾见此文字。怎见得。」
德粹问陈君举福州事，曰：「如此，只是过当。作一添倅，而一州之事皆欲为之。益之初九曰：『利用为大作，元吉，无咎。』象曰：『下不厚事也。』初九欲为九四作事，在下本不当处厚事。以为上之所任，故为之而致元吉，乃为之。又不然，不惟己不安，而亦累于上。璘录云：「初九上为四所任，而作大事，必尽善而后无咎。若所作不尽善，未免有咎也。故孔子释之曰：『下不厚事也。』盖在下之人不当重事。若在下之人为在上之人作事，未能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