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人有所不可为，道有所不可行也。」先生曰：「此一段议论却好。」
吕子约死，先生曰：「子约竟赍着许多鹘突道理去矣！」
先生问：「吕子约近况如何？」曰：「吕丈在乡里，方取其家来，骨肉得团聚，不至落寞。」曰：「得渠书，多说仙郡士友日夕过从，以问学为乐。罪大责轻，迁客得如此，过分矣。亦是仙郡士友好学乐善，岂非衡州流风余韵所及乎！」嗟叹久之。又问曰：「识章茂献否？」曰：「尝见之，亦蒙教诲。」曰：「江西士大夫如茂献亦难得。」又言：「吴伯丰有见识，力学不倦。」祖道因言伯丰自植立事。曰：「此某知之有未尽，不意伯丰能如此。」
伯恭门徒气宇厌厌，四分五裂，各自为说，久之必至销歇。子静则不然，精神紧峭，其说分明，能变化人，使人旦异而晡不同，其流害未艾也。以下门人。
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。其驰外之失，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。
浙间学者推尊史记，以为先黄老，后六经，此自是太史谈之学。若迁则皆宗孔氏，如于夏纪赞用行夏时事，于商纪赞用乘商辂事，高祖纪赞则曰「朝以十月，车服黄屋左纛」，盖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。迁之意脉恐诚如是，考得甚好。然但以此遂谓迁能学孔子，则亦徒能得其皮壳而已。假使汉高祖能行夏时，乘商辂，亦只是汉高祖，终不可谓之禹汤。此等议论，恰与欲削乡党者相反。
先生出示答孙自修书，因言：「陆氏之学虽是偏，尚是要去做个人。若永嘉永康之说，大不成学问，不知何故如此。他日用动静间，全是这个本子，卒乍改换不得。如吕氏言汉高祖当用夏之忠，却不合黄屋左纛。不知纵使高祖能用夏时，乘商辂，亦只是这汉高祖也，骨子不曾改变，盖本原处不在此。」
伊川发明道理之后，到得今日，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议论，又费力，只是云不要矫激。遂至于凡事回互，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，却笑人慷慨奋发，以为必陷矫激之祸，此风更不可长。如严子陵是矫激分明，吕伯恭作祠记，须要辨其非矫激。想见子陵闻之，亦自一笑。子陵之高节，自前汉之末，如龚胜诸公不屈于王莽者甚多，汉书末后有传可见。光武是一个读书识道理底人，便去尊敬严子陵。子陵既高蹈远举，又谁恤是矫激不是矫激在！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，只服范文正公严子陵祠记云：「先生之心，出乎日月之上；光武之量，包乎天地之外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，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？」直是说得好！其议论什么正大！往时李太伯作袁州学记说崇诗书，尚节义，文字虽粗，其说振厉，使人读之森然，可以激懦夫之近日浙中文字虽细腻，只是一般回互，无奋发底意思，此风渐不好。其意本是要惩艾昔人矫激之过，其弊至此。孔子在陈，思鲁之狂士，盖狂士虽不得中，犹以奋发，可与有为。若一向委靡，济甚事！又说：「固是矫激者非。只是不做矫激底心，亦是私意。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，如合做，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！」
郑子上问：「昨日所说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矫激之名，莫学颜子之浑厚否？」曰：「浑厚自是浑厚。今浙中人只学一般回互底心意，不是浑厚。浑厚是可做便做，不计利害之谓。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，做成回互耳，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。如陈仲弓送宦者葬，所谓有仲弓之志则可，无仲弓之志则不可。」因说，东汉事势，士君子欲全身远害，则有不仕而已。若出仕遇宦官纵横，如何畏祸不与他理会得！若未免仕，只得辞尊居卑，辞富居贫。若既要为大官，又要避祸，无此理。
问：「前蒙赐书中，有『近日浙中学者多靠一边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往往泥文义者只守文义，沦虚静者更不读书。又有陈同父一辈说又必求异者。某近到浙中，学者却别，滞文义者亦少。只沈晦叔一等，皆问着不言不语，说着文义又却作怪。」
近日浙中一项议论，尽是白空撰出，觉全捉摸不着。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地，却要起甚楼台，就上面添一层，又添一层，只是道新奇好看，其实全不济事。又云：「空撰出许多说话，如掜眼生花。」
叔度与伯恭为同年进士，年又长，自视其学非伯恭比，即俯首执子弟礼而师事之，略无难色，亦今世之所无耳。叔度。
叔度应童子进士词科，然竟以不能随世俛仰，不肯一日置其身于仕路也。
自叔度以正率其家，而子弟无一人敢为非义者。
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三
陈君举陈同父叶正则附。
先生问德粹：「去年何处作考官？」对以永嘉。问：「曾见君举否？」曰：「见之。」曰：「说甚话？」曰：「说洪范及左传。」曰：「洪范如何说？」曰：「君举以为读洪范，方知孟子之『道性善』。如前言五行、五事，则各言其德性，而未言其失。及过于皇极，则方辨其失。」曰：「不然。且各还他题目：一则五行，二则五事，三则八政，四则五纪，五则皇极；至其后庶征、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