则自当谏。其死与奴，特适然耳。」又问：「当时若只有微子一人，当如何？」曰：「亦自着去。」吴仁甫问：「夷齐之事，如伯夷已逃去，叔齐以父命与宗社之重，亦自可立否？」曰：「叔齐却难处。」子升问：「使当时无中子可立，国祀当如何？」曰：「亦须自有宗室等人。」子升问：「令尹子文陈文子之事，集注云：『未知其心果出于天理，而无人欲之私。』又其它行事多悖于道理，但许其忠清，而不许其仁。若其心果出于天理之公，而行事又不悖于道，则可以谓之仁否？」曰：「若果能如此，亦可以谓之仁。」子升又问：「令尹子文陈文子之事，则原其心而不与其仁；至管仲，则以其功而许其仁，若有可疑。」曰：「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没，圣人自许其有仁者之功。且圣人论人，功过自不相掩，功自还功，过自还所谓彼善于此，则有之矣。若以管仲比伊周，固不可同日语；若以当时大夫比之，则在所当取。当是之时，楚之势骎骎可畏，治之少缓，则中国皆为夷狄，故曰：『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！』如本朝赵韩王，若论他自身，煞有不是处。只辅佐太祖，区处天下，收许多藩镇之权，立国家二百年之安，岂不是仁者之功！使圣人当时说管仲无『克、伐、怨、欲』，而一纯于天理之仁，则不可。今亦不过称其『九合诸侯，一正天下』之事耳。」因说：「看文字，不要般递来说。方说这一事未了，又取那一事来比并说。般来愈多，愈理会不得。少间便撰出新奇说话来说将去，元不是真实道理，最不要如此。」
问：「『三仁』皆出于至诚恻怛之公。若箕子不死而为之奴，何以见恻怛之心？」曰：「箕子与比干心只一般。箕子也尝谏纣，偶不逢纣大怒，不杀他。也不是要为奴，只被纣囚系在此，因徉狂为奴。然亦不须必死于事。盖比干既死，若更死谏也无益，适足长纣杀谏臣之罪，故因得徉狂。然他处此最难，微子去却易，比干则索性死。他在半上半下处，最是难。所以易中特说『箕子之明夷』；『利艰贞，晦其明也。内难而能正其志。』外虽徉狂，而心却守得定。」寓录云：「寓问：『注言：「三子之行不同，而同出于至诚恻怛之意。」微子之去，欲存宗祀；比干之死，欲纣改行；可见其至诚恻怛处。不知箕子至诚恻怛何以见？』曰：『箕子比干都是一样心。箕子偶然不冲着纣之怒，自不杀他。然他见比干恁地死，若更死谏，无益于国，徒使人君有杀谏臣之名。就他处此最难，微子去却易，比干一向谏死，又却索性。箕子在半上落下，最是难处。被他监系在那里，不免徉狂。所以易中特说『箕子之明夷』，可见其难处。故曰：『利艰贞，晦其明也。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。』外虽狂，心则定也。」
或问：「『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』，先生尝有此语。莫是它分上大节目处有得，见做得彻头彻尾，与一时一事之仁不同，但未可望圣人之全仁耳。」曰：「箕子微子夷齐之仁，亦是此类。各随它分上，或去，或奴，或让底，亦皆可见其终身大体处。」又曰：「诸子之仁虽如此，料得缜密工夫，纯粹体段，未如颜子之仁是从实地上做来。」又曰：「曾子启手足易箦时底心，见得时，便是曾子之仁。更以求仁、害仁处参之，便见『三仁』、夷齐所以全其心德者。而尧卿所问管仲之事，亦可见矣。」
观凤一羽，则知五色之备。「三仁」。
柳下惠为士师章
问「柳下惠为士师」。曰：「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。但不去，便是他失于和处。」
亚夫问柳下惠三黜。曰：「柳下惠莹然处，皆与伯夷一般。伯夷如一颗宝珠，只常要在水里。柳下惠亦如一宝珠，在水里也得，在泥里也得。」
问：「柳下惠『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；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』！虽可以见其『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』，然亦便有个不恭底意思，故记者以孔子两事序于其后。观孔子之事，则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为中道。」曰：「也是如此。惟是孟子说得好，曰：『圣人之行，或远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归洁其身而已矣。』下惠之行，虽不比圣人合于中道，然『归洁其身』则有余矣。」问：「『或远或近』，是相去之远近否？」曰：「不然。谓其去人有远近。若伯夷则直是去人远矣！」
齐景公待孔子章
●问：「齐景公待孔子，虽欲『以季孟之闲』，乃以虚礼待之，非举国以听孔子。故曰：『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』遂行。如齐王欲以孟子为矜式，亦是虚礼，非举国以听孟子。」曰：「固是。」
齐人归女乐章
问：「『齐人归女乐』，季桓子纔受，孔子不安，便行。孔子向来相定公，做得许多事业，亦是季桓子听孔子之所为，方且做得。」曰：「固是。」又曰：「当时若致膰胙，孔子去得更从容。惟其不致，故孔子便行。」
问：「史记载：『鲁今且郊，如致膰于大夫，则吾可以止。』设若致膰，则夫子果止否？」曰：「也须去。只是不若此之速，必别讨一事故去。且如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