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」
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，乃是切于身者。若笾豆之事，特有司所职掌耳。今人于制度文为一一致察，未为不是；然却于大体上欠阙，则是弃本而求末也。
问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。曰：「学者观此一段，须看他两节，先看所贵乎道者是如何，这个是所贵所重者；至于一笾一豆，皆是理，但这个事自有人管，我且理会个大者。且如今人讲明制度名器，皆是当然，非不是学，但是于自己身上大处却不曾理会，何贵于学！」先生因言：「近来学者多务高远，不自近处着工夫。」有对者曰：「近来学者诚有好高之弊。有问伊川：『如何是道？』伊川曰：『行处是。』又问明道：『如何是道？』明道令于父子君臣兄弟上求。诸先生言如此，初不曾有高远之说。」曰：「明道之说固如此。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间，各有一个当然之理，是道也。」谦之。
义刚说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一章毕，因曰：「道虽无所不在，而君子所重则止此三事而已。这也见得穷理则不当有小大之分，行己则不能无缓急先后之序。」先生曰：「这样处也难说。圣贤也只大概说在这里。而今说不可无先后之序，固是；但只拣得几件去做，那小底都不照管，也不得。」义刚因言：「义刚便是也疑，以为古人事事致谨，如所谓『克勤小物』，岂是尽视为小而不管？」曰：「这但是说此三事为最重耳。若是其它，也不是不管。只是说人于身己上事都不照管，却只去理会那笾豆等小事，便不得。言这个有有司在，但责之有司便得。若全不理会，将见以笾为豆，以豆为笾，都无理会了。田子方谓魏文侯曰：『君明乐官，不明乐音。』此说固好。但某思之，人君若不晓得那乐，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！这也须晓得，方解去任那人，方不被他谩。如笾豆之类，若不晓，如何解任那有司！若笾里盛有汁底物事，豆里盛干底物事，自是不得，也须着晓始得，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。」
舜功问「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」。曰：「动容貌，则能远暴慢；正颜色，则能近信；出辞气，则能远鄙倍。所贵者在此。至于笾豆之事，虽亦道之所寓，然自有人管了，君子只修身而已。盖常人容貌不暴则多慢，颜色易得近色庄，言语易得鄙而倍理。前人爱说动字、出字、正字上有工夫，看得来不消如此。」
正卿问：「正颜色之正字，独重于动与出字，何如？」曰：「前辈多就动、正、出三字上说，一向都将三字重了。若从今说，便三字都轻，却不可于中自分两样。某所以不以彼说为然者，缘看文势不恁地。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』，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贵者为说，故云道之所以可贵者有三事焉，故下数其所以可贵之实如此。若礼文器数，自有官守，非在所当先而可贵者。旧说所以未安者，且看世上人虽有动容貌者，而便辟足恭，不能远暴慢；虽有正颜色者，而『色取仁而行违』，多是虚伪不能近信；虽有出辞气者，而巧言饰辞，不能远鄙倍，这便未见得道之所以可贵矣。道之所以可贵者，惟是动容貌，自然便会远暴慢；正颜色，自然便会近信；出辞气，自然便会远鄙倍，此所以贵乎道者此也。」又云：「三句最是『正颜色，斯近信』见得分明。」
或问：「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『动容貌，正颜色，出辞气』，前辈不合将做用工处，此只是涵养已成效验处。『暴慢、鄙倍、近信』，皆是自己分内事。惟近信不好理会。盖君子才正颜色，自有个诚实底道理，异乎『色取仁而行违』者也。所谓『君子所贵乎道者三』，道虽无乎不在，然此三者乃修身之效，为政之本，故可贵。容貌，是举一身而言；颜色，乃见于面颜者而言。」又问：「三者固是效验处，然不知于何处用工？」曰：「只平日涵养便是。」
某病中思量，曾子当初告孟敬子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」，只说出三事。曾子当时有多少好话，到急处都说不办，只撮出三项如此。这三项是最紧要底。若说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，上面又大段长进。便不长进，也做得个圣贤坯模，虽不中不远矣。
「所贵乎道者三」。礼亦是道。但道中所贵此三者在身上。李先生云：「曾子临死，空洞中只余此念。」
或讲「所贵乎道者三」。曰：「不必如此说得巧。曾子临死时话说，必不暇如此委曲安排。」
「注云：『暴，粗厉也。』何谓粗厉？」曰：「粗，不精细也。」集注。
问：「先生旧解，以三者为『修身之验，为政之本，非其平日庄敬诚实存省之功积之有素，则不能也』，专是做效验说。如此，则『动、正、出』三字，只是闲字。后来改本以『验』为『要』，『非其』以下，改为『学者所当操存省察，而不可有造次顷刻之违者也』。如此，则工夫却在『动、正、出』三字上，如上蔡之说，而不可以效验言矣。某疑『动、正、出』三字，不可以为做工夫字。『正』字尚可说。『动』字、『出』字，岂可以为工夫耶？」曰：「这三字虽不是做工夫底字，然便是做工夫处。正如着衣吃饭，其着其吃，虽不是做工夫，然便是做工夫处。此意所争，只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