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> 扬因论韩文公，谓：「如何用功了，方能辨古书之真伪？」曰：「鹖冠子亦不曾辨得。柳子厚谓其书乃写贾谊鹏赋之类，故只有此处好，其它皆不好。柳子厚看得文字精，以其人刻深，故如此。韩较有些王道意思，每事较含洪，便不能如此。」
退之要说道理，又要则剧，有平易处极平易，有险奇处极险奇。且教他在潮州时好，止住得一年。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。
柳学人处便绝似。平淮西雅之类甚似诗，诗学陶者便似陶。韩亦不必如此，自有好处，如平淮西碑好。
陈仲蔚问：「韩文禘义，说懿献二庙之事当否？」曰：「说得好。其中所谓『兴圣庙』者，乃是叙武昭王之庙，乃唐之始祖。然唐又封皋陶为帝，又尊老子为祖，更无理会。」又问：「韩柳二家，文体孰正？」曰：「柳文亦自高古，但不甚醇正。」又问：「子厚论封建是否？」曰：「子厚说『封建非圣人意也，势也』，亦是。但说到后面有偏处，后人辨之者亦失之太如廖氏所论封建，排子厚太且封建自古便有，圣人但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，乃见圣人之公心。且如周封康叔之类，亦是古有此制。因其有功、有德、有亲，当封而封之，却不是圣人有不得已处。若如子厚所说，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，乃无可奈何而为此！不知所谓势者，乃自然之理势，非不得已之势也。且如射王中肩之事，乃是周末征伐自诸侯出，故有此等事。使征伐自天子出，安得有是事？然封建诸侯，却大故难制御。且如今日蛮洞，能有几大！若不循理，朝廷亦无如之何。若古时有许多国，自是难制。如隐公时原之一邑，乃周王不奈他何，赐与郑，郑不能制；到晋文公时，周人将与晋，而原又不服，故晋文公伐原。且原之为邑甚小，又在东周王城之侧，而周王与晋郑俱不能制。盖渠自有兵，不似今日太守有不法处，便可以降官放罢。古者大率动便是征伐，所以孟子曰：『三不朝，则六师移之。』在周官时已是如此了。便是古今事势不同，便是难说。」因言：「孟子所谓五等之地，与周礼不同。孟子盖说夏以前之制，周礼乃是成周之制。如当时封周公于鲁，乃七百里。于齐尤阔，如所谓『东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无棣』。以地理考之，大段阔。所以禹在涂山，万国来朝。至周初，但千八百国。」又曰：「譬如一树，枝叶太繁时，本根自是衰枯。如秦始皇则欲削去枝叶而自留一干，亦自不可。」
有一等人专于为文，不去读圣贤书。又有一等人知读圣贤书，亦自会作文，到得说圣贤书，却别做一个诧异模样说。不知古人为文，大抵只如此，那得许多诧异！韩文公诗文冠当时，后世未易及。到他上宰相书，用「菁菁者莪」，诗注一齐都写在里面。若是他自作文，岂肯如此作？最是说「载沉载浮」，「沉浮皆载也」，可笑！「载」是助语，分明彼如此说了，他又如此用。韩文。
退之除崔群侍郎制最好。但只有此制，别更无，不知如何。
或问：「伯夷颂『万世标准』与『特立独行』，虽足以明君臣之大义，适权通变，又当循夫理之当然者也。」先生曰：「说开了，当云虽武王周公为万世标准，然伯夷叔齐惟自特立不顾。」又曰：「古本云：『一凡人沮之誉之。』与彼夫圣人是一对，其文意尤有力。」椿。
退之送陈彤秀才序多一「不」字，旧尝疑之，只看过了。后见谢子畅家本，乃后山传欧阳本，圈了此「不」字。
韩退之墓志有怪者了。
先生喜韩文宴喜亭记及韩弘碑。碑，老年笔。
「唐僧多从士大夫之有名者讨诗文以自华，如退之送文畅序中所说，又如刘禹锡自有一卷送僧诗。」或云：「退之虽辟佛，也多要引接僧徒。」曰：「固是。他所引者，又却都是那破赖底僧，如灵师惠师之徒。及晚年见大颠于海上，说得来阔大胜妙，自然不得不服。人多要出脱退之，也不消得，恐亦有此理也。」
先辈好做诗与僧，僧多是求人诗序送行。刘禹锡文集自有一册送僧诗，韩文公亦多与僧交涉，又不曾见好僧，都破落户。然各家亦被韩文公说得也狼狈。文公多只见这般僧，后却撞着一个大颠，也是异事。人多说道被大颠说下了，亦有此理。是文公不曾理会他病痛，彼他纔说得高，便道是好了，所以有「颇聪明，识道理，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」之语。
才卿问：「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。」曰：「公道好，某看来有病。」陈曰：「『文者，贯道之器。』且如六经是文，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，如何有病？」曰：「不然。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，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？文是文，道是道，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。若以文贯道，却是把本为末。以末为本，可乎？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。」因说：「苏文害正道，甚于老佛，且如易所谓「利者义之和」，却解为义无利则不和，故必以利济义，然后合于人情。若如此，非惟失圣言之本指，又且陷溺其心。」先生正色曰：「某在当时，必与他辩。」却笑曰：「必被他无礼。」友仁。
柳文局促，有许多物事，却要就些子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