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方为善学。
观天地之物虽无穷，究天地之理则可知。由可知者而观之，则天地之物尽矣。
观日月之盈虚，则可以知阴阳之消长；观阴阳之消长，则可以知天地之终始。
程伯子曰：“忠信为基本，所以进德也；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”此乃乾道，由此可以至圣人。
延平先生曰：“但长存此心，勿谓他事所胜，即欲虑非僻之念，自不作矣。”亦“允执厥中”之意欤！
程子曰：“性静者可以为学”，静是寡欲。
气之轻而清者为天，轻清上浮，此天之所以为高也；气之重而浊者为地，重浊下坠，此地之所以深也。天包于地，是轻清者外运而动健也；地藏于天，是重浊者中凝而静顺也。动静者，天地之气质也。健顺者，天地之性情也。
天地者，阴阳二气之凝合也。合而言之，则天地同一阴阳；分而言之，则天地各具一阴阳。若以其性而言之，则天者纯阳，故至健而动；地者纯阴，故至顺而静，非曰天之体即阳也、地之体即阴也。
草木孕育于冬，发生于春，盛长于夏，萎落于秋，此一气之消长也，于此知天地之运化。
鬼神者，阴阳二气之主宰，而即其发见之象、变动之几是也。故程子曰“造化之迹”，张子曰“二气之良能”。然分而言之，则神为阳而鬼为阴；合而言之，则阴阳之长而伸者为神，消而屈者为鬼，长而伸故神显，消而屈故鬼幽；又合而言之，则神之伸而未见者为幽，伸而可见者为显，鬼之屈而犹可见者为显，屈而不可见者为幽。
以其形体而言之，谓之天；以其主宰而言之，谓之帝。形体者、物也，主宰者、鬼神也。
祖考既死，魂升魄降，则精神已散而不在。祭祀之际，全以我之思慕诚敬之心，感其既散之精神而聚之。盖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也，我之精神既聚，则祖考之精神不外矣。祭祀而不诚敬，与不祭何异？
立法严于朝廷，行法恕于有司，此至治之道也。夫严而不遗，则为恶者必有以自禁；恕而有容，则改过者又得已自新，唐虞三代之法，盖如此也。
凡为学才有纤毫未明、未安处，即当阙其疑殆，益加笃志反躬，思索弊病之源，然后所知益明而所行必固。如不阙疑殆而苟焉迁就，则旧学皆废，所见反为之病，故孔子以阙疑殆教子张，其示学者至切矣。
凡读经书只平本心读之，不须强为意见揣度；如有不通，亦不须强用搜索引证，可阙则阙之，只笃志切己，虚心涵泳，自然得益，则无往而非浸灌培益、鞭策磨励之功。若才有意记忆，待讲说、资词翰之用，则心便生碍，便不得天理精熟，转头忘记，与俗学何异？此年来用工之方觉者。
人事稍退，偶与二家兄考论过失，默坐夜分，思近者不幸横罹多故，既乏朋友之助，且风俗不古，本心真体，日就昏扰，旧病私习，隐隐滋蔓，皆不自觉，谋画无度，处事愆义，以来疑谤，岂皆外致也哉？断自今夕，痛惩刮磨，用功立志，宜自刻骨。
处事少宽裕气象，只是私心，太以事为重。
“情不可过，会不可数，抑情以止慢，疏会以增敬，终身守此，然后故旧可保。”此白沙先生之言，因一门人不敬而发也。然道非要人敬者，但不敬则不以为重，不重则不信，不信则无传，先生之意也。寒乡俗弊，人心偷薄，自修非易，独立犹难，可不知所自贵自慎也哉？！
近来用功，虽有是处，只是不曾着实理会，优游放过，所以颓惰昏塞，皆此故也。象山先生云：“善学者，如关津，不可胡乱放人过。”此言最好，便西方之学，只是不容易放过。
利、害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八者，古人谓之八风，非自能动摇人，所以能动摇者，只缘自己先有此等私心，潜藏在内，偶其一触便动，究竟只是有我一心，不曾只是理会洗涤，去教洁净也。
君子从天理，而日进乎高明，故上达；小人殉利欲，而日流于污下，故下达。君子小人，殆毫厘间耳，可不谨哉！
凡事只在毫厘之间，便有天地悬绝。
凡事不知不觉，皆是论成败意思多。
黄楚望论明《易》以明象为先，此意最是。其言曰：“一卦有一卦之象，一爻有一爻之象，或近取诸身，或远取诸物，或以六爻相推，或以阴阳消长。”盖象非别自一物，即理之形见而可象者，故谓之也。
《同人》取六二、九五得中响应之义，为同人之至，故曰：“同人于野，亨，利涉大川，利君子贞。”至六二爻辞，则曰“同人于宗，吝”；九五爻辞，则曰“同人先号啕而后笑，大师克相遇。”以一卦之辞而先后忽异，何也？盖全卦之理，以无心而理自同者，故为天下之至同。二爻之用，以有心而欲同者，岂能合理？故遂不得与天下大同之义。圣人作《易》教人之意于此切矣，所谓毫厘之差，千里之谬。是故隐微之中，幽独之际，学《易》者可不知畏哉！
君子立身，必以圣人自待，三代以下人品恶足为志？眼前流俗声利之习，可一毫容心哉！未有立志不高而能成身者。
志气最易汩没，略放下即颓坠不振，孔子平生只笃志而已。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