、伯夷、孔子，使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得天下，不为，子思言“威仪三百，礼仪三千”，“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”，皆物则之当然也。
吾乡士子，资质颇有可语者，予极欲成之，只是好虚名，不肯实用工。或有所沮，或有所畏而不敢，虽有信者，亦为惶惑而懈怠。予之所欲成者，圣贤道脉，彼之所沮惑者，援党求胜；彼所欲胜者，但知目前势利之为大，而不知道脉之系，实千载之一时；失其时而未光，不惟斯道之不幸，亦吾乡士子之不幸也。
昔以道心致人非笑者，由以禅学为宗，别立一种言行，人见其迂阔不近人情，故皆非笑之。此岂人之过哉？皆在我有以致之。惟实明圣人之学，则言行无迂阔皆近人情，真有所谓“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怨恶”矣。
学者读书极难，四子、六经之外，有宋儒濂洛关闵之著作、注解，此外又有性理群书：《性理大全》、《近思录》、《近思续录》、《伊洛渊源录》、《伊洛渊源续录》、《理学名臣录》，此外又有何北山、王鲁斋、吴草庐、金仁山、许白云、方逊志、薛敬轩、吴康斋、陈白沙、（0）胡敬斋诸君子之文集及注解之类多矣。要皆不出宋儒之学，其源流皆本于宋儒，而非尧舜以来之传。其言满世，况为时制所重，资以取士，学者不能不读，亦未可尽非，亦未可尽是，要皆语焉而不详，择焉而不精者多矣；若真有志圣人之学，则必当有辨，此读书之所以难也。
近日士大夫作文每事欺诳，惟任己之好恶，因时之趋尚，因人之所欲，肆口言之，略不检核，以究理之是非，事之诚伪，此实文字之衰，风俗之弊。吾见赵东山为宋太史作《潜溪集后序》，有不安，以书与宋太史请改之，书曰：“鄙文中有数字未安，其一二处恐是绣梓时改入者，笔稿日新多却一‘而’字，似不可读。前辈云，文章如铁墼子累墙，区区何敢言此，然‘丰而不余一言，约而不失一辞’，固昌黎律令也。‘久游于黄公之门’，添一‘久’字，味便浅，不若无之，有包涵。旧云‘侍讲黄公’，官当在姓上也；曰‘文献黄公’，则姓不可在谥上矣。‘最是’后面有‘二公之所指授’两语，而前出‘先师’二字，攀附矜恃之章，遂不可掩，使虞门先进见之，岂无兀者齐执政之讥乎？虽然，又有请焉，弟子称先师，三代遗礼也。但后世事体，各自不同，汉儒传授甚陋，然得称先师者，以其专门也；当秦火之后，固以经学为重矣。后来如韩欧门人最多，然曾子固出于欧，陈无己出于曾，其师资分谊又非如韩门弟子、苏门学士而已，二公乃未闻有先师之称。关洛门人终身严事，宜称先师，而文字间未之见；至朱子没，门人始皆称先师，则事体又非汉儒比矣。虞先生海涵地负，广大精微，又尝显仕于朝，区区登门最晚，管窥蠡测，韩太师包子厨中缕葱丝者犹有愧焉，故平日窃尝称学生，称门人，独不敢称先师，此一节自合就正。”观此一书，可知前辈作文之不苟，即此不苟，则知凡学者皆不可苟也。
《论语》曰：“邦君之妻，君称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称小童，邦人称之曰君夫人，称诸异邦曰寡小君，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。”《集注》以为不知何谓？盖圣门之学，以言行为先，此乃言也，言之称谓，皆学者事，不可不知。夫子偶因弟子有不明者，故举以教之，记之于此。可见圣人之学，小大精粗，无所不尽，此亦“入太庙，每事问”意也。非若后世学者，知其大则忽其小，知其小则遗其大。又如今人，欲敛饬则事足恭，安怠惰则事焰慢，凡语言、称呼、交际、礼仪所在，惟意而出，略不思其理当如何，此皆学之不明，今之通弊也。
或有以戏子喻士大夫者，此言最切中今日之弊，云：“戏子登场，或为忠，或为孝，或为喜，或为怒，或为廉洁，或为贞淑，或为抗直，或为执法，或为义行，或为事业，皆非其真；只欲看者喜欲，觅些赏钱而已，及下场依旧一戏子。”此言，吾党极当知而深省，庶几于道有得。
学者常要收拾精神、归缩在腔子内，不可一时放之散乱。稍起妄念，即思究破，若放散乱，便成荒失，渐堕肆戾，气质无由变化，乃谓气质素禀得如此。然不知只当初不知收拾精神、归缩在腔子内，即《大学》所谓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”，文王所谓“艮其背，不获其身；行其庭，不见其人，无咎”是也。此言其性之体如此。孔子所谓“艮其止，止其所也”，所谓“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”是也。若言其用，《大学》所谓“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”，孔子所谓“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”是也。若求其要，常知收拾精神、归缩在腔子内，此孔子所谓“成性存存，道义之门”是也。此予所谓“艮知其止，以存其心”是也。即此存存，谓之有乎？谓之无乎？以视无极、无欲、无心、无情之云何如？如儒、释之所以分也。
《易》曰“艮其止”者，言艮之德，在于止也。曰“止其所”者，止得其所也。《大学》曰“知止”者，知其止之所也。凡物之止，皆不可强，皆有自然之止，况心之神明出入无时，非知其出之所，能得其自止乎？故曰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。”云“安”者，盖以人心之动，惟“安”为难，得其“安”，则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