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必出于夏之史臣，虽传之自唐，而润色成文不无待于后人者，故篇首言曰若稽古，以古为言，明非当日之记也。世更三圣，事同一家。以夏之臣追记二帝之事，不谓之夏书而何。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记二帝之事，则言尧可以见舜，不若后人之史，每帝立一本纪，而后为全书也。【赵氏曰】左传称为夏书者，典谟原系夏时史官追记，故春秋时犹仍旧称。孔子删定题为虞书者，以其事皆虞廷之事。如隋书修于唐，而谓之隋书，唐书修于宋而谓之唐书也。
帝曰，来，禹，汝亦昌言。承上文皋陶所陈，一时之言也。王出在应门之内，承上文诸侯出庙门俟，一时之事也。序分为两篇者，妄也。
书序
益都孙宝侗仲愚谓，书序为后人伪作，逸书之名亦多不典。至如左氏传定四年祝佗告苌弘，其言鲁也曰，命以伯禽，而封于少皞之虚。其言卫也曰，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。其言晋也曰，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。是则伯禽之命康诰唐诰，周书之三篇，而孔子所必录也。今独康诰存，而二书亡。为书序者，不知其篇名，而不列于百篇之内，疏漏显然。是则不但书序可疑，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。其解命以伯禽为书名伯禽之命，尤为切当，今录其说。【钱氏曰】亭林不信书序，然书序不可废。
正义曰，尚书遭秦而亡。汉初不知篇数。武帝时有常蓼侯孔臧者，安国之从兄也，与安国书云，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，取象二十八宿，谓为信然，不知其有百篇也。今考传记引书，并无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，则此篇名亦未可尽信也。
丰熙伪尚书
五经得于秦火之余，其中固不能无错误。学者不幸，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，信古而阙疑，乃其分也。近世之说经者，莫病乎好异，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，于是舍本经之训诂，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。犹未足也，则舍近代之文，而求之远古。又不足，则舍中国之文，而求之四海之外。如丰熙之古书世本，尤可怪焉。【原注】鄞人言出其子坊伪撰。又有子贡诗传，后儒往往惑之。曰箕子朝鲜本者，箕子封于朝鲜，传书古文，自帝典至微子止。后附洪范一篇。徐巿倭国本者，徐氏为秦博士，因李斯坑杀儒生，托言入海求僊，尽载古书至岛上，立倭国。即今日本是也。二国所译书，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，以藏于家。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，徐福行时书未焚，逸书百篇今尚存。盖昔时已有是说，而叶少蕴固已疑之。夫诗人寄兴之辞，岂必真有其事哉。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，自唐及宋，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，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，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，何也。【原注】宋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郑康成注孝经来献，不言有尚书。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，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，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。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，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。【原注】文公五年引沈渐刚克高明柔克，成公六年引三人占从二人，襄公三年引无偏无党王道荡荡。正义曰，箕子商人所说，故谓之商书。而不知王者，周人之称。十有三者，周史之记，不得为商人之书也。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岛之前，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。【原注】孔安国传道岍及岐即云，更理说所治山川首尾所在。是自汉以来，别无异文。史记夏本纪亦先九州岛而后道山道水。五子之歌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。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。谓本之鸿都石经。据正义言，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，无五子之歌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。【原注】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，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上，故左传成公十六年引怨岂在明不见是图，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，杜预注并以为逸书。国语周单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，单穆公引关石和钧王府则有，韦昭解亦以为逸书。夫天子失官，学在四裔，使果有残编断简，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，固君子之所求之，而惟恐不得者也。若乃无益于经，而徒为异以惑人，则其于学也，亦谓之异端而已。愚因叹夫昔之君子，遵守经文，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，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，用魏征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，而为张说所驳，谓章句隔绝，有乖旧本，竟不得立于学官。夫礼记二戴所录，非夫子所删，况其篇目之次，元无深义，而魏征所注则又本之孙炎。【原注】字叔然，汉末人。以累代名儒之作，申之以诏旨，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，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。故啖助之于春秋，卓越三家，多有独得，而史氏犹讥其不本所承，自用名学，谓后生诡辩，为助所阶。乃近代之人，其于读经卤莽灭裂，不及昔人远甚，又无先儒为之据依，而师心妄作。刊传记未已也，进而议圣经矣。更章句未已也，进而改文字矣。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，原注】陆务观曰，唐及国初，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，况圣人乎。自庆历后，诸儒发明经旨，非前人所及。然排系辞，毁周礼，疑孟子，讥书之胤征顾命，不难于议经，况传注乎。赵汝谈至谓洪范非箕子之作。而今且弥甚。徐防有言，今不依章句，妄生穿凿，以遵师为非义，意说为得理，轻侮道术，浸以成俗，呜呼。此学者所宜深戒。若丰熙之徒，又不足论也。【原注】近有谓得朝鲜本尚书，于洪范八政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