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平时已用为占，则亦非东汉人所为，或后来有所羼入耳。其时左氏未立学官，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，又往往用汉书中事，如曰彭离济东，迁之上庸，事在武帝元鼎元年。曰长城既立，四夷宾服，交和结好，昭君是福，事在元帝竟宁元年。曰火入井口，阳芒生角，犯历天门，窥见太微，登上玉床，似用李寻传语。曰新作初陵，逾陷难登，似用成帝起昌陵事。又曰刘季发怒，命灭子婴，又曰大蛇当路，使季畏惧，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。【左暄曰】暄按许曼传，曼祖父峻亦着易林。崔篆易林不可考，峻所著易林，范氏以为至今行于世，则后世所传易林当即峻书，而人误以为焦延寿也。【又曰】易林中如刘季发怒等语，论者谓非汉人所宜言，似汉以后人所著，则不然。史记高祖本纪言刘季者非一，则固汉人所常言也。
卷十九
文须有益于天下
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，曰明道也，纪政事也，察民隐也，乐道人之善也。若此者有益于天下，有益于将来，多一篇，多一篇之益矣。若夫怪力乱神之事，无稽之言，剿袭之说，谀佞之文，若此者，有损于己，无益于人，多一篇，多一篇之损矣。【钱氏曰】处患难者匆为怨天尤人之言，处贵显者勿为矜己傲物之言，论学术勿为非圣悖道之言，评人物勿为党同丑正之言。
先生与友人书曰，孔子之删述六经，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。而今之注虫鱼、命草木者，皆不足以语此也。故曰，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行事。夫春秋之作，言焉而已，而谓之行事者，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，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。愚不揣有见于此，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、当世之务者，一切不为。而既以明道救人，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，亦遂不敢以避也。
文不贵多
二汉文人所著绝少，史于其传末每云，所著凡若干篇。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，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，或十数篇，或三四篇。史之录其数，盖称之，非少之也。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，夫多则必不能工，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，其不传宜矣。【杨氏曰】今之文集与今之时艺，若不拉杂摧烧，将伊于何底？
西京尚辞赋，故汉书艺文志所载止诗赋二家。其诸有名文人，陆贾赋止三篇，贾谊赋止七篇，枚乘赋止九篇，司马相如赋止二十九篇，儿宽赋止二篇，司马迁赋止八。篇，王褒赋止十六篇，扬雄赋止十二篇，而最多者则淮南王赋八十二篇，枚皋赋百二十篇。而于枚皋传云，皋为文疾，受诏辄成，故所赋者多。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，故所作少而善于皋。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，其文委骳，曲随其事，皆得其意，颇诙笑，不甚闲靡，凡可读者不二十篇，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。是辞赋多而不必善也。东汉多碑诔书序论难之文。又其时崇重经术，复多训诂。凡传中录其篇数者【沈氏曰】救文格论于此下有北海王睦、临邑侯子騊駼、冯衍、曹褒、郑玄、贾逵、班彪、班固、朱穆、胡广、应奉，应劭、崔驷、崔瑗、崔实、崔烈、杨修、刘陶、张衡、马融、蔡邕、荀爽、荀悦、李固、延笃、卢植、皇甫规、张奂、孔融、杜笃、王隆、夏恭、夏牙、傅毅、黄香、刘毅、李尤、李胜、苏顺、曹众、曹朔、刘珍、葛龚、王逸、崔琦、边韶、张升、赵壹、侯瑾、张超、班昭，共凡一百十字。四十九人，其中多者如曹褒、应劭、刘陶、蔡邕、荀爽、王逸各百余篇，少者卢植六篇，黄香五篇、刘陶、騊駼、崔烈、曹众、曹朔各四篇，桓彬三篇，而于郑玄传云，玄依论语作郑志八篇，所注诸经百余万言，通人颇讥其繁。是解经多而不必善也。
秦延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十余万言，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，【原注】桓谭新论。此颜之推家训所谓邺下谚云博士买驴，书券三纸，未有驴字者也。【原注】陆游诗，文辞博士书驴券，职事参军判马曹。
文以少而盛，以多而衰。以二汉言之，东都之文多于西京，而文衰矣。以三代言之，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，而文衰矣。【原注】如惠施五车，其书竟无一篇传者。记曰，天下无道，则言有枝叶。【杨氏曰】惠施多九其书五车，非必皆其自作。
隋志载古人文集，西京惟刘向六卷，扬雄、刘歆各五卷，为至多矣，他不过一卷、二卷。而江左梁简文帝至八十五卷，元帝至五十二卷，沈约至一百一卷，所谓虽多亦奚以为？【赵氏曰】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，金海三十卷，制旨、孝经、周易、毛诗、尚书、春秋、中庸、孔子正言等讲疏二百余卷，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五礼一千余卷，赞序诏诰等文一百二十卷，佛经义记数百卷，金策三十卷。简文帝撰昭明太子传五卷，诸王传三十卷，礼大义二十卷，老子义二十卷，庄子义二十卷，长春义记一百卷，法宝连璧三百卷。元帝着孝德忠臣传各三十卷，丹阳尹传十卷，注汉书一百十五卷，周易讲十卷，内典博要百卷，连山三十卷，词林三十卷，玉韬、金楼子、补阙子各十卷，老子疏四卷，怀旧传二卷，古今同姓名录一卷，式赞三卷，文集五十卷。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。晋葛稚川著书六百余卷。宋乐史着贡举事二十卷，登科记三十卷，题解二十卷，唐登科文选五十卷，孝弟录二十卷，广孝传五十卷，总僊记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