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南京武学生吴国麟等殴御史郭维，经掌都察院张延登奏黜。是则不惟不收其用，而反贻之害矣。
太祖实录，洪武二十年七月，礼部请如前代故事，立武学，用武举，仍祀太公，建昭烈武成王庙。上曰，太公，周之臣，若以王祀之，则与周天子并矣，加之非号，必不享也。至于建武学，用武举，是分文武为二途，轻天下无全才矣。古之学者，文武皆备，故措之于用，无所不宜，岂谓文武异科，各求专习者乎？太公但以祀帝王庙，去武成王号，罢其旧庙。于是勋戚子孙袭爵者习礼肄业于国子监，被选尚主者用仪制主事一人教习。【原注】实录，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，命吏部设学于虎踞关，选儒士十人，教故武臣子弟之养于锦衣卫者。成化中，太监汪直遂请武举设科，乡试、会试、殿试悉如进士恩例。不果行。文事武备统归于一，呜呼纯矣。
宋刘敞与吴九书曰，昔三代之王，建辟雍、成均以敦教化者。危冠缝掖之人，居则有序，其术诗书礼乐，其志文行忠信，是以无鄙倍之色，斗争之声。犹惧其未也，故贱诈谋，爵人以德，褒人以义，轨度其信，壹以待人。故曰勇则害上，不登于明堂。民知所底，而无贰心，是以其教而不肃而成，其政不严而治。未闻夫武学之科也。夫缦胡之缨，短后之衣，瞋目而语难，按剑而疾视者，此所谓勇力之人也。将教之以术，而动之以利，其可得不为其容乎？为其容可得，无变其俗乎？而，况建博士之职，广弟子之员。吾恐虽有智者，未能善其后矣。夫战国之时，天下竞于驰骛，于是乎有纵横之师、技击之学以相残也。虽私议巷说，有司不及，然风俗犹以是薄，祸乱犹以是长。学者之所甚疾，仁人之所忧而辩也，若之何其效之？且足下预其议而不能救与？吾所甚惑也。【杨氏曰】今之州县最患苦者，莫如武生。物穷则变，当思所以善其后矣。
因勋卫子弟，不得已而立武学，仍宜以孔子为先师，如前代国学祀周公，唐开元改为孔子。周公尚不祀于学，而况太公乎？成化五年，掌武学国子监监丞阎禹锡言，古者庙必有学，受成献馘于中，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。今本学见有空堂数楹，乞敕所司，改为文庙。可谓得礼之意。
杂流
唐时凡九流百家之士，并附诸国学，而授之以经。六典，国子祭酒、司业之职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。有六学焉，一曰国子，二曰太学，三曰四门，四曰律学，五曰书学，六曰算学。【原注】天宝九载，置广文馆，凡七学。欧阳詹贞元十四年记曰，我国家春享先师后，更日命太学博士清河张公讲礼记。束修既行，筵肆乃设，公就几，北坐南面。直讲抗牍，南坐北面。大司成端委居于东，小司成率属列于西。国子师长序公侯子孙自其馆，太学长序卿大夫、子孙自其馆，四门师长序八方俊造自其馆，广文师长序天下秀彦自其馆，其余法家、墨家、书家、算家术业以明亦自其馆，没阶云来，即席鳞差，攒弁如星，连襟成帷。观此可见当日养士之制宽，而教士之权一，是以人才盛而艺术修，经学广而师儒重。今则一切摈诸桥门之外，而其人亦自弃，不复名其业。于是道器两亡而行能兼废。世教之日衰，有由然也。
通经为吏
汉武帝从公孙弘之议，下至郡太守卒史，皆用通一艺以上者。唐高宗总章初，诏诸司令史，考满者限试一经。昔王粲作儒吏论，以为先王博陈其教，辅和民性，使刀笔之吏皆服雅训，竹帛之儒亦通文法。故汉文翁为蜀郡守，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，亲自饬厉，遣诣京师，受业博士。后汉栾巴为桂阳太守，虽干吏卑末，皆课令习读，程试殿最，随能升授。吴顾邵为豫章太守，小吏资质佳者，辄令就学，择其先进，擢置右职。而梁任昉有厉吏人讲学诗。然则昔之为吏者，皆曾执经问业之徒，心术正而名节修，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。【原注】宋文恪纳言，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为吏者。
东京之盛，自期门羽林之士，悉令通孝经章句。贞观之时，自屯营飞骑，亦给博士，使授以经。有能通经者，听得贡举。小人学道，则易使也。岂不然乎？
周官太宰，乃施典于邦国，而陈其殷，置其辅。后郑氏曰，殷，众也。谓众士也。辅，府吏，庶人在官者。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辅，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，重其人则人知自重矣。
欧阳公集古录晋南乡太守碑阴，官属何其多邪，盖通从史而尽列之，当时犹于其间取士人，故吏亦清修，其势然尔。
元史顺帝纪，至正六年四月，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属，于午后讲习经史。其时朝纲已弛，人心将变，虽有此令，而实无其益。是以太祖实录言，科举初设，上重其事，凡民间俊秀子弟，皆得预选。惟吏胥心术已坏，不许应试。【原注】洪武四年七月丁卯。又诏，凡选举，毋录吏卒之徒。【原注】二十三年八月壬申。唐书选举志言，尝为州县小吏，虽艺文可采，勿举。刘晏传，尝言士有爵禄，则名重于利。吏无荣进，则利重于名。英宗实录，大理寺少卿张固尝建论，吏员鲜有不急于利者，不宜用为郡守。朝廷是其言，着为令。然而尝与群臣言，元初有宪官疾，吏往候之。宪官起，扶杖而行。因以杖授吏，吏拱手却立不受。宪官悟其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