则其所诵之经亦今文也。古文《毛诗》，平帝已立，而康成注《礼》时尚未之见，则孙宝之不见《古文尚书》，不足疑也。今文有《序》，其证十二矣。
《列子杨朱篇》曰「周公摄天子之政，邵公不悦，四国流言。」然则孙宝所谓「着于经典」者，自指《君奭》一篇，而所谓「不说」者，何以知其必据《书序》乎？
《后汉书杨震传》：曾孙彪议迁都曰「‘般庚五迁，殷民胥怨。’」此引《商书般庚》之序也。彪世传欧阳《尚书》，所据乃其本经。今文有《序》，其证十三矣。
后汉古文之学盛行。杨彪虽世传今文，偶引古文，不足异。若谓学者一习今文，即古文一字不得寓目，有其理邪？如《儒林传》载李育传《公羊》，而亦尝读《左传》，是即今文家兼读古文之明证。彪生当贾、马大盛之后，其引《书序》宜也，左海安得知此。
《法言问神篇》曰：「《易》损其一，虽蠢知阙焉。至《书》之不备过半矣，而习者不知，惜乎《书序》之不如《易》也！」按：杨子云引《书》皆用今文，「《书》不备过半」，唯今文唯然。若古文则前汉存者五十八篇，不得云尔。今文有《序》，其证十四矣。《法言》又曰：「古之说《书》者序以百，而《酒诰》之篇俄空焉，今亡矣夫！」按《酒诰》唯今文有脱简，故其言如此。今文有《序》，其证十五矣。
杨雄乃刘歆之徒，《后汉书桓谭传》言「谭尤好古学，数从刘歆、杨雄辨析疑异。」则雄正古学家，故攻《书》二十八篇之不备与刘歆同，盖从歆学者。其据《书序》，乃其宜也。且雄二说乃攻今文，乌知其非如刘歆之故智，以古文攻今文乎？左海未知今、古派别，宜其妄也。
《论衡正说篇》驳或说《尚书》二十九篇「法斗七宿」曰：「按百篇之《序》，阙遗者七十一篇，独谓二十九篇立法，如何？」《论衡》此篇所引「或说」乃今文家言，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。若古文，则按百篇之《序》，二十九篇外尚有逸《书》二十四篇，不得云「阙遗者七十一篇」。今文有《序》，其证十六矣。
王充亦以古文驳今文，其云「独谓二十九篇立法如何」盖谓二十九篇何足立法耳，未见其必据今文《序》驳诘之也。
杜预《春秋左传》后序曰「《纪年》称‘伊尹放太甲于桐，乃自立也。伊尹即位于太甲十年，太甲潜出自桐，杀伊尹。’此为大与《尚书序》说太甲事乖异，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，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，未足以取审也。」详预此言，直以《书序》为出自伏生，预时三家《尚书》见存，目验援据，致为明确。今文有《序》，其证十七矣。
杜预时，刘歆《书序》盛行久矣，预不过以伏生乃首传《书》之人，故凡《书》即归之伏生耳。伏生无《序》，证验如此之确，且两汉人皆无谓伏生有《序》者。预时代在后，从何得此说邪
第三，辨秦汉经传诸子引书篇名，皆孔子不修之书。
秦、汉经传、诸子引《书》篇名，所在散布，主张《书序》者愈有借口。不知诸篇皆孔子不修之《书》也。盖孔子制作「五经」，阴寓改制，苟不关改制之事者，虽详勿录。故《诗》三千篇而唯取三百五；见《史记孔子世家》《礼经》三百、《威仪》三千而唯取十六。孔子经十六篇，《丧服》乃传，别有说《诗》《礼》如此，《尚书》可知。故《尚书纬》云「孔子求《书》，得黄帝玄孙帝魁之《书》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，断远取近，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，以百二篇为《尚书》，十八篇为《中候》。」《尚书正义》一引纬书虽伪，要皆本西汉前说而附会之，如「百二篇」之说即本张霸。则「帝魁」之说虽不可信，而孔子定《书》多所去取，其说非全无据矣。以此，故逸《诗》、逸《书》杂见群书，以考今本，率多岨峿。若谓诸书引《书》篇名果皆出孔子，则何以解于《墨子》之以《甘誓》为《禹誓》，《汤誓》为《汤说》乎？此犹可诿曰篇名之偶异也。若《墨子》他引《禹誓》不在今《甘誓》内，他引《汤誓》不在今《汤誓》内，今《甘誓》《汤誓》文完无缺，必非佚文，然则《墨子》所据将何书邪？且今《甘誓》启事，而以为禹。《汤誓》《汤说》本自并引，尤不能以寻常篇名异同论之。据《墨子》如此，则虽谓诸书引《书》篇名皆孔子书，蒙瞽不信也。或曰：孔子有不修之《书》固矣。然孟子为孔子嫡传，《礼记》出七十后学，岂所读之《书》亦非孔《书》？曰：「不修《春秋》」述于《公羊》，庄七年曲引旁称，圣门不废。若以为不修《春秋》，公羊能引之，不修《书》《礼记》，孟子不能引之，岂通人之论乎？荀子亦孔子嫡传，兼为《诗》《礼》大宗，而引《逸诗》，亦其证也
第四，辨《尚书大传》内《九共》诸篇亦孔子不修之《书》。
或难曰：子以为伏生《书》二十八篇即孔门足本，而斥亡失数十篇之说为伪，今考《尚书大传》有《九共》《帝告》《说命》《太誓》《大战》《嘉禾》《揜诰》《多政》《冏命》九篇，苟非伏生所有，何以引之？答曰：《大传》又称孔子告子夏，言：「‘六誓’可以观义，‘五诰’可以观仁，《甫刑》可以观诫，《洪范》可以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