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此三条观之，如丘明兼作二书，太史公乃舍其《春秋》而称其《外传》，岂理也哉？或疑作《国语》者为左丘，作《春秋传》者为左丘明，分为二人，则《报任安书》明云「及如左丘明无目」，则明明左丘明矣。二人之说盖不足疑。《左传》从《国语》分出，又何疑焉？
于是汉兴，萧何次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为章程，叔孙通定礼仪，则文学彬彬稍进，《诗》《书》往往间出矣。自曹参荐盖公言黄、老，而贾生、晁错明申、商，公孙弘以儒显，百年之间，天下遗文古事，靡不毕集太史公。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篡其职。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。
史迁叙六艺之旨，兼及其所受六艺之学，着书之由，见书之故，少则讲业齐、鲁之都，长则续纂太史之职，天下遗文古事咸集，不言孔氏有古文之逸经，则伪经之证殆不足辨也。
凡此数条，史迁所传孔子六艺之源流至足信者。凡《诗》三百五篇。其「四始」之义，以《关雎》为《风》始，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。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。其《诗》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、《雅》《颂》之音。传之有鲁、齐、韩三家，无所谓《毛诗》者。其《书》，上纪唐、虞之际，无《舜典》，但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。其「八」字作「九」字，后人追改，辨见于下。以《鲁共王世家》考之，无所谓「壁中《古文尚书》」者。其《礼》，唯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，而无《逸礼》三十九篇、《周官》五篇及《明堂、阴阳、王史氏记》也。其《易》，则伏羲画作卦，文王重六十四卦，孔子系之辞，无以为周公作，亦无《说卦》《序卦》《杂卦》三篇。亦无《十翼》之说。传授人自商瞿至田何，再传至杨何，无所谓古文费氏也。其《春秋》，唯有《公羊》《谷梁》二家，无所谓《左氏传》也。经师皆先秦之遗民，去圣不远。经次与《经解》相合，证应无分。据以考孔子全经，具着于是。人共熟读，无由窜乱。故能条章明秩，如日中天，诚经学之象魏，先圣之护法，学士之瑰宝。今据之以攻古学，若发蒙焉，知《毛诗》《古文尚书》《逸礼》《周官》《费氏易》《左氏春秋》，皆伪经也。于以洗二千年歆、莽之伪氛，复孔圣传授之微言，皆赖于此。学者知其真者，乃能辨其伪者，悟于此义，思过半矣。《儒林传》虽粹然完书，然云「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，其后兵大起，流亡。汉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、鲁之间。」又云「孔氏有《古文尚书》，而安国以今文读之，因以起其家逸《书》，得十余篇，盖《尚书》滋多于是矣。」又云「《礼》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，及至秦焚书，书散亡益多，于今独有《士礼》，高堂生能言之。」此三条是刘歆窜乱以惑人者。考六经之传，有书本，有口说。博士所职，孔庙藏书，是传本也。然吴佑写书，汗青盈车，其子辄以薏苡之谤为谏，则当时写本甚难，颇赖口说。伏生于《尚书》是其专门，即有百篇，皆所熟诵。当时《春秋》赖口说流传，《诗》则以其讽诵，皆至公羊寿、申公、辕固生、韩婴乃着竹帛。以故《公》《谷》二传，鲁、齐、韩三家《诗》，文字互异，良由口说之故。且古人字仅三千，理难足用，必资通假，重义理而不重文字，多假同音为之，与今泰西文字相近。譬由翻绎，但取得音，不能定字。一「英吉利」也，而可作「英圭黎」；一「法兰西」也，而可作「佛狼机」；一「西班牙」也，而可作「日思巴尼亚」。汉儒之尊，以其有专辄之权，得擅翻经之事。《诗》不过三百五篇，《书》不过二十八篇，为文甚简，人人熟诵，诚不赖书本也。若专赖壁藏之简而后二十九篇得存，则《诗》《春秋》未闻有壁藏之简，何以三百五篇之文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得全乎？若谓《诗》有韵语，讽诵易存，《书》文聱牙，非简不存，则《春秋》及二传岂有韵语乎？故《隋志》之言曰「至汉，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，又河内女子得《泰誓》一篇献之。」曰「口传」，曰「二十八篇」，曰「河内女子得《泰誓》一篇」。其说出《论衡》，此必今学家之说，足以破壁藏流亡失数十篇之谬，并足破伏生得二十九篇之误矣。今学以《尚书》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，以后得《泰誓》一篇比北斗，其说可据且伏生为秦博士，秦虽焚书，而博士所职不焚，则伏生之本无须藏壁而致亡也。知此，则壁藏亡失之说更不待攻，而二十八篇为孔子未经秦火之《书》愈明矣。云「二十九篇」者，盖《泰誓》后得，后人忘其本原，轻改《史记》「八」字为「九」字，必非史迁原文，并非歆窜原文。犹戴圣《礼记》本四十六篇，马融增三篇为四十九篇，而《后汉书》曹褒、桥仁传《礼记》皆四十九篇，盖亦后人追改之辞也。
难者曰：若谓孔子传《书》只二十八篇，则《史记》所引《书》篇名，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孟子》《管子》《墨子》《尚书大传》所引《书》篇名非欤？释之曰：《书》经孔子所论定者，凡二十八篇。余则孔子所未定之《书》，犹《春秋》有已修之《春秋》、未修之《春秋》也，《诗》有删定之《诗》、已删之逸《诗》，本固不同。夫「血流漂杵」之虐，孟子不信《武成》，孔子岂肯存之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