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束于烧薪。由斯言之，运有屯夷，道无强弱，国制有时不足恃，圣经有时不能伸。当其时也，魁儒巨夫俯首于章句之末；易其时也，匹夫贱士变易于天人之间。以刘歆之伪经，康成负之而驰，然犹易天下者二千载，况挟圣人之大道者乎！此《传》皆今学，中有云「习古学」者，多汉、魏间古学者所诬乱，今辨正焉。
先是四方学士，多怀挟图书，遁逃林薮。自是莫不抱负坟策，云会京师，范升、陈元、郑兴、杜林、卫宏、刘昆、桓荣之徒，继踵而集。于是立「五经」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。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《尚书》欧阳、大小夏侯，《诗》齐、鲁、韩、毛，《礼》大、小戴，《春秋》严、颜，凡十四博士，太常差次总领焉。建初中，又诏高才生受《古文尚书》《毛诗》《谷梁》《左氏春秋》，虽不立学官，然皆擢高第为讲郎，给事近署，所以网罗遗逸，博存众家。
范史所称「四方学士云会京师」，特称之者七人，而陈元、郑兴、杜林、卫宏，言古学者已四人矣。下云又诏高才生受《毛诗》，「虽不立学官，然皆擢高第」，则《毛》不立博士审矣。且按而数之，若连《毛》则为十五博士，以《百官志》《朱浮传》注引《汉官仪》考之，并十四博士，则「毛」字，写官误文也。
熹平四年，灵帝乃诏诸儒正定「五经」，刊于石碑，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，树之学门，使天下咸取则焉。
按：《序》称「诏诸儒正定五经，刊于石碑，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。」《伽蓝记》亦称「汉国子学堂前有三种字‘石经’二十五碑，表里刻之，写《春秋》《尚书》二部，作篆、科斗、隶三种字。」《后魏崔光传》「光为祭酒，请命博士李郁等补汉所立‘三字石经’之残缺。」《刘芳传》亦云「汉世造‘三字石经’于太学。」《江式传》亦云：「蔡邕采李斯、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。」欧阳棐《集古录目》亦称「《石经》遗字古文、篆、隶三体，凡八百二十九字，蔡邕书。」张舜民《画墁录》、邵伯温《闻见后录》，乃据雒阳发地所得《石经》，以为蔡邕隶书。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则又以为蔡邕小字八分书，而力辨《儒林传序》「古文、篆、隶三体」之非。黄伯思见《公羊》残碑，亦定以为「鸿都一字石经」。而《唐书艺文志》只有「蔡邕《今字石经论语》」，唐以隶为「今字」也。张演又以为「邕不能具三体书法于孔安国三百年之后。或以邕三体参检其文，而书丹于碑，则定为隶。」《魏书江式传》云「魏邯郸淳建‘三字石经’于汉碑之西，其文蔚炳，三体复宣，校之《说文》，篆、隶大同而古字少异。」《水经注》及《晋卫恒传》皆言「魏正始中立古文、篆、隶‘三字石经’」。独《隋经籍志》乃言「魏正始中又立‘一字石经’」，疑于乖谬。然考其目，「三字石经」只有《尚书》《春秋》，而‘一字石经’有《周易》，有《尚书》，有《鲁诗》，有《仪礼》，有《春秋》，有《公羊传》，有《论语》，有《典论》，与汉所立者不合，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为断。胡三省注《通鉴》，则又凿指「‘三字’为魏所立」，亦似有理，而顾氏独不之采。杭氏世骏《石经考异》曰「范蔚宗时‘三体石经’与熹平所镌并列于学官，故史笔误书其事。后人袭其讹错，或不见石刻，无以考正。赵氏虽以‘一字’为中郎所书，而未见‘三体’者；欧阳氏以‘三体’为汉碑，而未尝见‘一字’者。近世方勺作《泊宅编》，载其弟匋所跋‘石经’，亦为范史、《隋志》所惑，指‘三体’为汉字。至《公羊》碑有马日磾等名，乃云‘世用其所正定之本，因存其名’，可谓谬论。」总此而言，则熹平所立为「一字今体石经」也，魏正始所立为「三体石经」也，范史、《隋志》两者俱谬，不可不辨。
孙期习京氏《易》《古文尚书》。建武中，范升传《孟氏易》以授杨政，而陈元、郑众皆传费氏《易》。其后马融亦为其传。融授郑玄，玄作《易注》，荀爽又作《易传》。自是费氏兴，而京氏遂衰。
传费氏《易》者虽为王璜，而实则陈元、郑众，歆之传也，其全为歆学昭昭矣。古学皆集成于马、郑，此叙今、古《易》学兴衰之故甚明。然后汉初年，古学实寥寥，范史《儒林传》叙古学，多诬今学之徒，此云「孙期习《古文尚书》」，疑其无源，盖古学者之诬辞也。
又鲁人孔安国传《古文尚书》，授都尉朝，朝授胶东庸谭，为《尚书》古文学，未得立。
按：前书《艺文志》《儒林传》，于传《尚书》，传《论语》，移文博士皆云「庸生」，无名。此云名谭，从何知之？盖古学家所附会，如毛公之有大、小，名亨、名长耳。后汉古学家承歆余风，多响壁虚造，杜撰名字事迹，绝无师法。
张驯少游太学，能诵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以大夏侯《尚书》教授。辟公府，举高第，拜议郎，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。
尹敏初习欧阳《尚书》，后受《古文》，兼善《毛诗》《谷梁》《左氏春秋》。
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，受《古文尚书》，撰《尚书杂记》三十二篇，四十万言。
孔僖自安国以下世传《古文尚书》《毛诗》。二子长彦、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