亦好儒术，公孙弘请广厉学官之路，立太常博士弟子，设甲乙科；元帝时郡国遍立校官。于是天下仰流，百川赴海，共归孔子之学，则天下混一，诸家息灭，无复「儒」、「墨」之可对言，亦无九流之可并立。故太史公特为孔子立《世家》，其《赞》曰「言六艺者，折衷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」于《周本纪》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《列国世家》，皆特书「孔子卒」，盖尊为一统共主也。其七十子，则立《仲尼弟子列传》以尊之。其后学以孟、荀为大宗，亦立传焉。斯真史迁之高识别裁也。太史谈之以「儒」列于「六家」者，谈本老学，其时未绝异教，故以「儒」与「道」、「墨」班，犹辽、夏之人乐与宋并称，夜郎欲与汉比，亦其宜耳。若史迁即不尔。至于向、歆之世，则天下之受成于孔学者，久以六经为学，教出于一，既无异论，亦无异学，凡义理、文字、书册莫不统焉。歆之编《七略》也，既独尊六艺为一略，统冠群书以崇孔子，犹编《汉书》者之尊高祖为《本纪》，编《宋史》者之尊艺祖为《本纪》矣。即七十子后学者如子思、孟子、孙卿，犹高祖之有文、景、武、昭，艺祖之有真、仁、英、神也；不尔，亦与七十子同为宗室诸王也。其后学若陆贾、贾谊、董仲舒之徒，则其将相大臣也。编书之例与编史之例同，则七十子后学者，亦宜为《五宗世家》《萧曹世家》之比，宜附于《本纪》之后，不与《外夷列传》班者也。屈原之文皆引经艺，亦陈良之俦传仲尼之道者，则「诗赋家」亦古《诗》之流。以《太史公书》附《春秋家》后例之，亦宜附《诗家》之末。然勿混正统，则与《兵书》《数术》《方技》各分为略，附于六经七十子后学记之后，如《文苑》《方术》之各立专传，尚无不可。唯名、法、道、墨者，本各自为教，如汉之有匈奴、西域，宋之有辽、夏、金、元，自为异国，不相臣服。史家于《文苑》《方术》之下立《外夷传》，俾其事得详而其体不与中国敌，体裁至善也。循斯为例，则名、法、道、墨诸家，其道不能废者，宜为「异学略」，附于《七略》之末，如《晋书》之有《载记》，乃为合作也。今歆编《七略》，以儒与名、法、道、墨并列，目为「诸子」，外于六艺，号为「九流」，是陈寿之《三国志》，崔鸿之《十六国春秋》，萧方等之《三十国春秋》也。且「儒」者，孔子之教名也，既独尊孔子之六经，而忽黜其教号、弟子与衰灭之教并列，则是光武修汉高之实录，而乃立《汉传》《匈奴传》《西域传》《西南夷传》并列，俾文景武昭、萧曹绛灌与冒顿、乌孙、身毒齐类而并观；高宗修宋艺祖之实录，而又立《宋传》《辽传》《夏传》《金传》《元传》，俾真、仁、英、神、赵普、曹彬、韩琦、富弼之伦与耶律德光、耶律休哥、阿骨打、赵元昊、成吉斯齐类而并列。有是史裁，岂不令人发笑哉！且九流之中，唯道、墨与儒显然争教，自余若「农家」之学，则《书》存《无逸》，《诗》存《七月》《生民》，非「农」而何？《论语》言「正名」，《易系》「明罚勅法」，非名、法而何？《典》重「授时」，《礼》贵《筮日》，非「阴阳家」而何？若夫为命之重，刍荛之采，则「纵横家」、「小说家」何尝不兼纳之其中？今乃以之与儒并列，而皆以为出于古先一官之守。夫「儒家」，即孔子也，七十子后学者，即孔子之学也。其中如《系辞》《丧服传》《公羊传》之类，附经已久，七十子之书与孔子不能分为二学也。以七十子之学仅出于司徒之一官，足以顺阴阳、明教化而已。则是孔子之教，六经之学，仅得司徒一官，少助教化，其它则无补。而十家之术，虽「纵横」、「小说」反复鄙琐，亦得与孔子之道「犹水火之相生而相灭，仁义之相反而相成，宜各舍短取长，折衷之以备股肱之材」。不知歆何怨何仇于孔子，而痛黜之深如此？出之异教之口犹可，出于歆家承儒业者，岂不大异哉！孔子之道，范围天下，子思所谓「上律天时，下袭水土、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，无不覆帱，譬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」歆乃公然贬之，大书《七略》以告天下。千古谤圣毁贤，无如此极，非狂禅之呵佛骂祖比也。考歆终日作伪，未必有甄综九流之识，盖为操、莽之盗汉，非为金、元之灭宋也。特自伪《周官》，欲托身为周公以皋牢一切，故兼收诸子，以为不过备我学一官、一识之守，因痛抑孔子，以为若而人者，亦仅备一官守，足助顺阴阳、明教化而已，阳与之，实所以夺之者，至矣！唐人尊周公为先圣，而以孔子为先师，近世会稽章学诚亦谓周公乃为集大成，非孔子也，皆中歆之毒者。但群蒙谤日，终不能以只手遮天，孔子之道自尊也。唯自歆列「儒家」于诸子，而叙七十子于其中，后世因之。自荀勖《中经簿录》，隋、唐《经籍》《艺文志》以下，至国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莫不从之。传仲尼之正统者，仅列九流之一家；讲「小学」之伪文者，乃为六经之附庸，颠倒悖逆，至于此极！二千年中，云霾雾塞，如堕深阱，未有人变易之者，天下尚有公是邪？宜乎为孔子之学者日衰也。《传》曰「见无礼于君者，如鹰之逐鸟雀。」今大声疾呼，以当鸣鼓之攻，别采群书为《七十子后学记》，以附六经之后，以备孔门之学。庶学者知所严崇兴起，而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