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杨雄有知，应悔为其所卖也。班固续作十三章，凡一百三章，无复字，六艺群书所载略备。固所谓「六艺」者，歆之《毛诗》《逸书》《逸礼》《周官》《左氏春秋》《尔雅》《月令》之伦，其伪古文皆取之。《史籀》十五篇，建武已亡其六。《苍颉》五十五章，每章六十字。然则西汉《苍颉》篇三千三百字。相如《凡将》、史游《急就》、李长《元尚》皆《苍颉》正字，唯《凡将》颇有出，当不多，兼有复字。盖汉时《苍颉篇》本合《苍颉》《爰历》《博学》之书为之，故有复字；李斯、赵、胡各自着书，本不相谋，则复字当必多，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。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，此为周、秦相传之正字也。而杨雄、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，以六十字一章计之，共六千一百八十字，骤增两倍之数。《苍颉》本皆今字，歆复使杜林作《训故》，窜以古字、古训，于是《苍颉》亦有乱于古学者矣。故云「《苍颉》多古字，俗师失其读。」盖以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之本为正也。许慎绍贾逵之传，主张古学，《说文叙》云「九千三百五十三文。」殆兼《苍颉篇》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、杨雄、班固所续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，共九千余字而成之。于是真伪之字，淄渑混合，不可复辨。《说文叙》中只举《苍颉篇》《训纂篇》，未及班书，读者未了。按班固死于永元四年，《说文》成于十二年，《说文》「隍」下引班说，可见许采班书。《新唐书艺文志》「班固《在昔篇》一卷，《太甲篇》一卷」，即十三章也，惜《说文》中不可尽别白矣于是周、汉相传之正字，尽为歆所增乱，而不可识矣。吁！雄、固、许慎失之于愚，而歆变乱先王之正文，其罪又浮于李斯矣。今唯据《急就篇》择籀文及西汉今文经之逸文汇存之，而以西汉前金石文字辅证之，或可存周、汉经艺正字之大概焉。
凡文字之先必繁，其变也必简。故篆繁而隶简，楷、真繁而行、草简。人事趋于巧便，此天智之自然也。以造文之始，必多为笔墨形象，而后其意始显。及其通用，但使为记号，而已可共晓。今泰西文自巴比伦文字而变为犹太，再变为希腊，又变为拉丁，然后为今法文。英文又从法文而变之，以音纪字，至简者也；拉丁之字稍繁焉。侍郎郭嵩焘使其地，得其三千年前古文字，皆是象形，与中国钟鼎略同。然则文字未有不始于繁，而终于简者也。今古文反简，籀文乃繁，桂馥云「故小篆于籀文则多减，于古文则多增。如‘云’字，古文也，小篆加雨为‘云’；‘渊’字，古文也，小篆加水为‘渊’；王筠曰「**始是古文，一象形，一会意，令人一望而知其物。颠倒*字，又断其两曲以成‘二’字，遂成‘云’矣。水字横书之，破其崖岸，列之两旁，遂成‘渊’矣。此作字者欲其整齐，不顾偭规错矩也，岂得为古文哉？」‘矛’字，古文也，小篆加入为‘保’。《颐部》云「篆文「颐」从「页」。徐锴曰：籀文「颐」从「沓」。然则‘颐’为古文，‘沓’为籀文，‘颐’为小篆。」然则古文改繁为简，因小篆而作可知。桂馥又云「《说文叙》云：‘至孔子书六经，左丘明述《春秋传》，皆以古文。’此可知大篆不施于书册也。」王筠曰「今之书册，固不知几经改易，然‘其’‘盘’‘灾’三字皆籀文，‘敢’‘弃’二字亦由籀文小变之。‘遬’字见《礼记》，此亦有所承，非尽后人改用籀文也。」且周既有籀书，何以复作古文？必不然矣。即有一二奇字，亦是列国妄改，不合于《史籀》之正者也。桂馥又云「《说文》谐声，多与《诗》《易》《楚辞》不合。」如确是三代古文，则应相合。益以知其伪也。
按文字之流变，皆因自然，非有人造之也。南、北地隔则音殊，古、今时隔则音亦殊。盖无时不变，无地不变，此天理也。然当其时、地相接，则转变之渐可考焉。文字亦然。《志》称「《史籀篇》者，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，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。」则非歆之伪体，为周时真字，断断也。子思作《中庸》，犹曰「今天下书同文」。则是自春秋至战国，绝无异体异制，凡史载笔、士载言，藏天子之府，载诸侯之策，皆籀书也。其体则今之《石鼓》及《说文》所存籀文是也。子思云然，则孔子之书六经，藏之于孔子之堂，分写于齐、鲁之儒皆是。秦之为篆，不过体势加长，笔画略减，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。盖时、地少移，因籀文之转变，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，颁行天下耳。观《石鼓》文字与秦篆，不同者无几，不止如王筠所谓「其」「盘」「灾」「敢」「弃」，知经文上承籀法也。王筠深于六书，故能发出。深于许慎而能攻许慎。如柳子厚深于《国语》而作《非国语》，杨雄深于《离骚》而作《反骚》，所谓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也今秦篆犹存者，有《郎邪刻石》《泰山刻石》《会稽刻石》《碣石门刻石》，皆李斯所作，以为正体，体并圆长；而秦权、秦量即变方匾。汉人承之而加少变，体在篆、隶间。以石考之：若《赵王上寿刻石》为赵王遂廿二年，当文帝后元六年；《鲁王泮池刻石》当宣帝五凤二年，体已变矣，然绝无后汉之隶也。至《厉王中殿刻石》，几于隶体，然无年月，江藩定为江都厉王，尚不足据。左方文字莫辨，《补访碑录》审为「元凤」二字，而《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