诵习者。颠倒悖谬，率天下而侮圣黜经，遂千年矣。刘歆之罪可胜诛哉！以其所托甚古，故淆乱二千年学者之耳目，莠言之乱，可畏矣乎！
按六经皆孔子所作。《诗》三百五篇，《书》二十八篇，《礼》十六篇，《易》上下二篇，《春秋》十一篇。《乐》在于声，其制存于《礼》，其章存于《诗》，无文辞，是为六经。禀于圣制，尊无与上者。《易》之《系辞》，《礼》之《丧服》，附经最早。然《史记》称《系辞》为「传」，《丧服》亦名「传」，亦弟子所推补也。自六经而外，皆七十子后学所记，各述所闻，或独撰一书，或合述一书，与经别行，统名曰「传」。凡儒家言皆是，犹内典佛说者为「经」，菩萨说者为「律、论」也。虽以《论语》纪孔子言，以非孔子所撰，亦名为「传」。但诸所说虽宗师仲尼，亦各明一经之义。如《五帝德》《帝系姓》《文王世子》《武王践阼》，为《书》作记者也；《系辞》《易本命》，为《易》作记者也；《王制》《坊记》，为《春秋》作记者也；《曲礼》《玉藻》《少仪》《郊特牲》《礼运》《礼器》《投壶》《衅庙》，为《礼》作记者也。自余若《经解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之类，通论为多。盖七十子后学记，即儒家之书，即《论语》《孝经》亦在其中。孔门相传，无别为一书谓之《礼记》者。但礼家先师，刺取七十子后学记之言礼者为一册，俾便于考据，如后世之为类书然。今按「儒家」有《子思》二十三篇，《曾子》十八篇，《公孙尼子》二十八篇，《孙卿子》三十三篇，《贾谊》五十八篇。《礼记》中，如《中庸》采之《子思》，《曾子问》及《立事》十篇采之《曾子》，《坊记》《表记》《缁衣》采之《公孙尼子》，《三年问》采之《荀子》，《保傅》《礼察》采之《贾谊》，则《礼记》纯采之七十子后学可知。五家先师，日加附益，故既采《贾谊》之《保傅》《礼察》《公冠》，并采及汉孝昭帝《祝辞》，则宣、元后先师之所采者矣。又非徒采记礼者，并其通论义理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学记》等篇亦刺采之，渐次汇成，以便学者观览。犹《易》家先师之采《系辞》，《韩诗》之采《外传》。史迁引「宰予问《五帝德》」，尚未以为《礼记》，则出之甚后。故大小戴、庆氏各有去取，各有附益，既非孔子制作，亦无关朝廷功令，其篇数盖不可考，但为礼家附记之类书，于中秘亦不涉焉。刘歆知其然，故采《乐记》于《公孙尼子》，采方士《明堂阴阳说》而作《月令》《明堂位》，《隋志》谓「《小戴》四十六篇，马融增入《月令》《明堂位》《乐记》三篇，乃为四十九篇。」按：《别录》已有三篇目，则刘歆已窜附也采诸子杂说而作《祭法》，并推附于戴氏所传类书中。因七十子后学记而目为《礼记》，自此始也。此云「《记》百三十一篇。」《释文》引《周礼论》序云「《古礼记》二百四篇。」今并《明堂阴阳》三十三篇，《王史氏》二十一篇，《曲台》后仓九篇，《中庸说》二篇，《明堂阴阳说》五篇，《周官传》四篇，恰当二百六篇。考「儒家」，上除《内业》《周史六弢》《周政》《周法》《河间周制》《谰言》《功议》七部不可知之书，诸云《周政》《周法》，疑歆所伪以证《周官》者，辨见下下除《徐子》《鲁仲连》以下，自《晏子》八篇，《子思》二十三篇，《曾子》十八篇，《漆雕子》十三篇，《宓子》十六篇，《景子》三篇，《世子》二十一篇，《魏文侯》六篇，《李克》七篇，《公孙尼子》二十八篇，《孟子》十一篇，《孙卿子》三十三篇，《芋子》十八篇，《宁越》一篇，《王孙子》一篇，《公孙固》一篇，《李氏春秋》二篇，《羊子》四篇，《董子》一篇，《侔子》一篇，恰二百六篇。若以《中庸》本在《记》内，此为说耳，不可数，则《记》百九十篇。「儒家」除《李氏春秋》二篇似窜入外，实二百四篇。是则二百四篇者，七十子后学记原篇，人所共知。歆欲攻后仓士礼之阙，又窥见《礼经》十七篇，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之制无多，乃伪造典礼以为《明堂阴阳》《王史氏记》，谓多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之制，于是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《记》，而窜《明堂阴阳》《王史氏》数十篇于其中，以实二百四篇之目，而痛抑今学为「推士礼而致于天子」。其作伪之术，情见乎辞。考孔子定《礼》止十六篇，其它则与弟子言之，未及成书，赖弟子推补为多。即以《丧服》一篇，已为子夏之传，盖子夏所推补者。其它《礼记》诸篇可知。故仓等推礼是七十子家法，孔子发其大义，则高弟人人可依例推致，《论语》所谓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」，明贵能推致也。若使孔子事事为之，虽以圣人之力有所不能尽者矣。歆之乘机窜伪，因间窃发，此如卓、操之伺隙盗篡，唯正名讨除之而已。至若《释文》所云「戴德删《古礼》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，谓之《大戴礼》；戴圣删《大戴礼》为四十九篇，是为《小戴礼》。后汉马融、卢植考诸家同异，附戴圣篇章，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，即今之《礼记》是也。」此皆古学家虚造之说，不可信。要之三家博士刺取《礼记》，多寡去取，各有不同。今本《礼记》，据《别录》有四十九篇。《别录》为歆伪撰，则亦歆所定以便其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