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虑，须是考前言往行，观昔人制节，如此以行其事而已，故动焉而无不中理。
学者既知此心，且择所安而行之己不愧。疑则阙之，更多识前言往行以养其德，多闻阙疑，多见阙殆，而今方要从头整理，将前言往行常合为一，有不合自是非也。
人能不疑，便是德进，盖已于大本处不惑，虽未加工，思虑必常在此，积久自觉渐变。学者恶其自足，足则不复进。
立本既正，然后修持。修持之道，既须虚心，又须得礼，内外发明，此合内外之道也。当是畏圣人之言，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，度义择善而行之。致文于事业而能尽义者，只是要学，晓夕参详比较，所以尽义。惟博学然后有可得以参较琢磨，学博则转密察，钻之弥坚，于实处转笃实，转诚转信。故只是要博学，学愈博则义愈精微，舜好问，好察迩言，皆所以尽精微也。舜与仲尼心则同，至于密察处料得未如孔子。大抵人君则有辅弼疑丞，中守至正而已，若学者则事必欲皆自能，又将道辅于人。舜为人君，犹起于侧微。
学者所志至大，犹恐所得浅，况可便志其小，苟志其小，志在行一节而已，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。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，然未有如仲尼者。颜渊学仲尼，不幸短命，孟子志仲尼，亦不如仲尼。至如乐正子，为信人，为善人，其学亦全得道之大体，方能如此。又如漆雕开言“吾斯之未能信”，亦未说信甚事，只是谓于道未信也。
慎喜怒，此只矫其末而不知治其本，宜矫轻警惰。若天祺气重也，亦有矫情过实处。
人多言安于贫贱，其实只是计穷力屈，才短不能营画耳，若稍动得，恐未肯安之。须是诚知义理之乐于利欲也乃能。
天资美不足为功，惟矫恶为善，矫惰为勤，方是为功。人必不能便无是心，须使思虑，但使常游心于义理之间。立本处以易简为是，接物处以时中为是，易简而天下之理得，时中则要博学素备。
●经学理窟 义理
学未至而好语变者，必知终有患。盖变不可轻议，若骤然语变，则知操术已不正。
吾徒饱食终日，不图义理，则大非也，工商之辈，犹能晏寐夙兴以有为焉。
知之而不信而行之，愈于不知矣，学者须得中道乃可守。
人到向道后，俄顷不舍，岂暇安寝？然君子向晦入燕处，君子随物而止，故入燕处。然其仁义功业之心未尝忘，但以其物之皆息，吾兀然而坐，无以为接，无以为功业，须亦入息。
此学以为绝耶？何因复有此议论，以为兴耶？然而学者不博。孟子曰：“无有乎尔，则亦无有乎尔。孔子曰：“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”今欲功及天下，故必多栽培学者，则道可传矣。
人不知学，其任智自以为人莫及，以理观之，其用智乃痴耳。棋酒书画，其术固均无益也，坐寝息，其术同，差近有益也，惟与朋友燕会议论良益也。然大义大节须要知，若细微亦不必知也。
凡人为上则易，为下则难。然不能为下，亦未能使下，不尽其情伪也。大抵使人常在其前，己尝为之则能使人。
凡事蔽盖不见底，只是不求益。有人不肯言其道义所得，所至不得见底，又非于吾言无所不说。
人虽有功，不及于学，心亦不宜忘。心苟不忘，则虽接人事即是实行，莫非道也，心若忘之，则终身由之，只是俗事。
今人自强自是，乐己之同，恶己之异，便是有固、必、意、我，无由得虚。学者理会到此虚心处，则教者不须言，求之书，合者即是圣言，不合者则后儒添入也。
要见圣人，无如论孟为要。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，只是须涵泳。
以有限之心，止可求有限之事；欲以致博大之事，则当以博大求之，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也。
尊其所闻则高明，行其所知则光大，凡未理会至实处，如空中立，终不曾踏着实地。性刚者易立，和者易达，人只有立与达。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然则刚与和犹是一偏，惟大达则必立，大立则必达。
学者欲其进，须钦其事，钦其事则有立！有立则有成；未有不钦而能立；不立则安可望有成！
人若志趣不远，心不在焉，虽学无成。人惰于进道，无自得达，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，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方可放下，德薄者终学不成也。
闻见之善者，谓之学则可，谓之道则不可。须是自求，己能寻见义理，则自有旨趣，自得之则居之安矣。
合内外，平物我，自见道之大端。
道德性命是长在不死之物也，己身则死，此则常在。
耳目役于外，揽外事者，其实是自惰，不肯自治，只言短长，不能反躬者也。
天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