尚利。梁惠王贤诸侯也，当谓孟轲曰：“何以利吾国乎？’是知礼让之化，不胜于好利之心。孟氏属斯文未丧，不能扬素王之道，今上人当去圣逾逮，卒能行法王之教。”）
常觉设浴，其费出于人而不出于己，樵蒸或缺，撤屋以继之，人皆称叹。他日修屋，必还取人之财以为之，而人不悟也。悲夫！彼设浴之心果何为哉？必为诱惑福田利益也。其费不出于己，己安得专其福利哉？使常觉不设浴，则京师之人遂无水自洁其身乎？如不为后世福利，则哀取他人之物，还以浴人，岂心学究尽之道乎？彼市人之开浴肆者，出其财以浴人，收其利以自给，计功明白，无窃名希福之心，其贤于常觉远矣。而陶役所以称之，一何谬妄之甚哉！七国之君无不好利，何独梁王也？梁王问孟子，故孟子明仁义以杜其好利之源。七篇之书，至今不泯，圣人之教，赖以有传。安得谓之不能显扬王道也？佛之所以教人者，虽不中不正，然就其教而论之，固有贤于设浴之事者矣。常觉区区于此，殆与无智不才服膺苦行，执最下役，洁清厕圊者，无以异耳。乃推而尊之于孟子亚圣之上。若壳者，萤而后比其智者也。
（晋王府祭酒徐同卿撰《同合论》，以为儒教亦有三世因果之义，但以文密理微，生贤未辩。同卿备引经史，会通运命，归于因果。意欲发显儒教，助佛宣扬，导达群品，咸奔一趣。斯盖诲物洞玄之君子矣！）
中国圣人设教，本于理之大公，而不以私欲自利也。是以万世常行而无变，岂区区于三世之近哉？福善祸潘，恶盈好谦，余庆余殃，蒙刑受赏，皆理之当然。积有深浅，故效有迟速，或在其身，或在其子孙，终无差忒。岂茫昧于轮之说哉！三代而上，佛教未入中国，中国之民为善者众，于尧时则黎民于变，比屋可封，于周时则囹固屡空，刑措不用。彼又安知因果也？自释氏束来，其所以诱人者至五千四十八卷之多，夫人而信死生转化之事。孜之于史，凡奉佛崇僧之世，其君必昏，其政必乱。是何也？为三世因果所惑，是以忽弃当为者，而思其不可得者也。古人之视生死如昼夜之常，岂其惊忧怖恐以为异也＃斨以死则死，而不死则害义；可以无死则不死，而必死则伤勇。其处死大抵如此。命有所制，则顺受其正。义所不可，命所止也。其可自勉者，安于一正而已矣。及学佛者众，欣慕天堂，慑畏地狱，畏惧交战乎胸中，于是遑遑然以死为一大事。拜僧礼佛，求一悟彻，卒乃死无所得也，而失理者众矣。如徐同卿殆亦见儒书所载生死祸檑之故，或有类于因果者，遂以谓儒佛同归，盖惑于虚言，未尝深孜其实耳。
（矢布施之业，乃是泉行之源，故菩萨投身，以救饿羸之命，尸毗割股，以代鹰钨之食，况国城妻子，宝货仓储，宁容在意。俗书尚云。“车马衣裘，朋友共弊。”）
佛氏布施之教，名为劝人弃舍贪积，其实则资众财以自养。盖终身饱食暖衣，不困之术也。宝货仓储，是人所欲也，非其义也，一介不可取与。而况妻子人之大伦，礼义之所起，岂得比之车马衣裘，而化人使与朋友共之？其敢于为好乃至是哉！凡人之财，舍之则有福，僧人之债，负之则有祸。吝于己，贪于人，取非其有，见利忘义，殆犹正画攫金，日中穴坏之所为耳，可不深排而重绝之乎！
（经云：“若以衣施，得无上色；若以食施，得无上力；若以乘施，受诸安乐，若以金施，所须无乏。苦人自造庄严之兵，种种器物，自未服用，持以施人，是人未来得如意树。若观田中鼠雀犯暴，常生怜悯，复念鼠雀因我得活，当知是人，得福无量。”）
凡推己所有以周人之急者，必有余力然后可。今或甘旨未足以奉父母，蔬菽未足以饱妻子，财货来足以恤宗族，则又安所取余以与人哉？倒置而逆施，于心不安，于义不当，君子不为也。其力有余足以及人，则又必当其可舆而与之，不可与则不与也。其与人如此，其取于人亦如此。故曰可以无与而与之则伤惠，可以无取而取之则伤廉。圣人之教人取与也，欲其合义而已。今佛者所以处己处人，一何贪忍之甚邪何谓贪？凡人之物不同义有可否，礼有辞让，设布施利益之说，一切取之。其异于盗贼者，特以甘言献笑，不持器刃，不趴墙垣耳，非贪而何？何谓忍？小人营朝夕升斗锥刀之利，以养其生，僧人未尝以粟于心也。则又说之曰：“尔今生所以困苦者，坐前世富乐而不布施也。若今世不布施，则来世之困必又甚于此矣。”小人厌困苦而慕富乐，一闻此言，虽割肤剔体以施佛僧，可资来世之福者，诚不爱也。不知僧人特操此为取之之术耳。今年竭其家资而去，明年其家饥饿而死，未闻有僧人过其门而周其急者也。石晋之末，契丹陷京师，幽帝太后于封禅寺，使其将以兵守之。时天寒又大饥，太后使谓寺僧曰：“吾当于此饭僧数万，今岂不相悯邪？”寺僧辞以虎意难测，不敢厌食。帝阴祈守者，乃稍得食。其取龄困苦者如彼，取于富贵者如此，并忍而何，夫世间布施之厚，孰与帝王之力？晋太后来获来世之报，而今世之苦，亦无佛力能救之也。佛又曰：“业通三世”，以自遁其说。则其所谓“施衣得无上色，施食得无上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