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御法筵，手自笔授。又译俗像功德等经。李娇、章嗣立、赵彦昭、卢藏用、张说、李仪二十余人润文，章巨源、苏镶监护。）
昔太甲既立不明，伊尹放之于桐宫、三年，太甲悔过，自怨自艾，处仁迁义，听伊尹之训，复履尊位，为商之贤土。如中宗者，欧阳文忠公谓之下愚不移，又何责焉？然有不可不辩，以为昏蒙之戒者。其居房邸，幽厄无归，祈念嚷师，速行反正之福。及重译经典，手自笔授，又命王臣润文、监护，其功德过于房邸所念远矣，而无救于武三思、画后之乱，何欤？李峤、张说寺文土龌龊，惟命是从，不能格君之非，君十二所羞道也。
（释法照游五台，礼金刚窟，夜之未央，深自克责。忽见一梵僧，称是波利，曰：“子何自苦，其有欲乎？”照日：“愿见文殊。”曰：“志苟坚强，但瞑目随吾。”遂引之入窟，见一院额，名金刚般若寺。其院皆异宝庄严，中有秘藏，缄《金刚般若》，并一切经法，人物魁伟，殆非常所见也。文殊大圣处位尊严，拥送旁午，宣言慰劳，因受记焉。久之，波利引出，还至板上，蹑复回眸之际，波利隐矣。）
法照之求见文珠，心想既极，故梵僧之诱引法照，幻术必契。或曰：“何以验共幻乎？”予曰：“梵僧使法照暝目随之，即术之所行也。法照首末不悟，终身堕于邪见而不得彻，可悯也哉！使当共时以一言门梵僧曰‘敬以直内’，无不敬，则邪说不能惑。如传奕者，于圣人之道亦未也，独以持心好正，不信邪说，或犹有见焉是亦幻也。惟诚信之，共心虑既有所存，则耳目必右所接，以伪为真而不白知也。故圣学莫先于“敬以直内’。无不敬，则邪说不能惑。如傅奕者，于圣人之道亦”木也，独以持心好正，不信邪说，故咒师无所施其术，佛牙无所逃其鉴。又况于‘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’，‘洗心退藏于密’，‘齐戒以神明其德’者，彼又安能投其隙哉？”
（中印沙门极量，神龙元年于广州译《首楞严经》一部，正义大夫同中专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授。）
孔子曰：“言以出志，文以立言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。”西方之教，重译而后至于中国。若小国圣王之道素明，华夷之俗不禄，奇书有诛，异行有禁，左道乱正者诛而不赦，则彼虽积经如山，说法如川，苟传行于其国中而已，何能浸滛滋蔓而不可救止也？《首楞严经》共义固异于紥子之道，而其文则比他经为优，使其植根固而流波漫，则房融之罪大矣。
（沙门智惠，北天竺人，泛舟而至，将近番禺，遇风涛，舶破人没，而所齐经夹，宛然在岸。惠乃欺曰：“大乘等经，冥祐若是。”）
风鼓水涌，船没而人存者，世多有之，亦须舟已近岸。不然，别舟救之，乃能有济。若沉浮于大海之中，虽善没如吕梁丈人，亦不免死。盖势不可也。智惠持经夹得脱，则必舶去岸不远矣。大乘等经，既能冥祐智惠，曷不广推慈悲，并救浮舶载经之人，乃独区区垂悯于一僧，何哉？若以舶人宿业深重，经不能救，则贝叶之存，无乃徒设？不足贵也。要之，船人未必尽没，智惠以脱其身，欲神怪其事，故自为此言尔。
（《梵天神策经》并《八阳天公经》合五十三部、九十三卷，或首标金言而末伸谣谶，或先论世街乃后托法辞，或引阴阳吉凶，或明鬼神祸福，诸如此比，为妄灼然，今宜秘寝，以救世患。）
鬼神祸福之说，无经不言，故人有起毁议者，僧必以报应恐之。达磨、谶、宝公、志之类，无僧不言。故凡其教遭证斥者，僧必以佛记明之，此其动人处世之要术也。仁赞知《神策八阳》之为妄，而不知大乘经中共妄尤多，殆亦见毫毛而不见睫，知二五而不知十之类也。设欲救世患者，当以五千四十八卷尽归之天竺，髡首缁服之众，还齿于良民，则世患息矣。
（沙门仁赞曰：“会昌废毁，佛日困明夷之象，法轮悲脱辐之虞。虽复大中再兴，享年不永；传宗嗣世，巨盗凭陵。”）
甚哉，仁赞之很也！致怨于武宗，快其子之享年不永，喜其孙之为巨盗凭陵，皆以为毁佛之报。信斯言也，则如梁萧衍者，所宜忆万斯年、子孙千百、卜世奕业，继承不绝，何为于其身及祸而连祚短促应乎？人君不修德而信邪，则此言得入，异端遂行，可不预为之戒哉！
（奘法师进翻《瑜伽师地论》。唐太宗曰：“此论甚大，何圣所说？复明何义？”奘乃举纲陈列。帝谓侍臣曰：“朕观佛经，辟如瞻天望海，莫测高深。儒道九流比之，犹汗澄之池方溟海耳。世云三教齐致，比妄谈也。”）
唐太宗雄才盖世，自三代而后，时君世主可与为比者，不过一二人而已。观其总揽英豪，独立为帝，慕用仁义，以致隆平，驱除戎夷，以尊中国，皆超世绝俗之见，岂为一奘法师所眩惑哉？如仁赞所载，是乃僧入附会，借重于唐太宗为此言耳。不然，与萧梁老翁所见无异。此为兴国之明主，彼为亡国之暗君，岂其智识等夷乃若此哉？
（释道辩著衲擎锡入于母胎，因而生焉。虽日耳聋，及对孝文，不爽帝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