禀，岂物之所得而全哉？告子不知性之为理，而以所谓气者当之，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，人与物同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，人与物异也。”两解似相阂隔，其作《中庸或问》有云：“虽鸟兽草木之生，仅得形气之偏，而不能通贯乎全体，然其知觉运动，荣瘁开落，亦皆循其性，而各有自然之理焉。至于虎狼之父子，蜂蚁之君臣，豺獭之报本，雎鸠之有别，则其形气之偏，又反有以存其义理之所得。”合观朱子言性，不出性即理也之云，故云告子不知性之为理。既以性属之理，理即其所谓仁义礼智之禀，天地人物事焉，不闻无可言之理，故解《中庸》，合人物言之；以物仅得形气之偏，故孟子言岂物所得而全．言仁义礼智之粹然者，人与物异。《或问》一条于两注可谓融矣。程子云：“论性不论气不备，论气不论性不明。”故朱子言性，专属之理，而又及形气之偏，皆出于程子也。程朱之说，谓理无不善，而形气有不善，故以孟子道性善，归之本原，以孔子言性相近，下而及于荀子言性恶，扬子言善恶混，韩子言三品，悉归气质之性，是荀扬韩皆有合于孔子；（朱子答门人云：“气质之说，起于张程，韩退之《原性》中说三品，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；孟子说性善，但说得本原处，下面不曾说得气质之性，所以亦贵分疏；诸子说性恶与善恶混；使张程之说早出，则许多说话，自不用纷争。”）又以告子之说为合于荀扬，（朱子于告子杞柳之喻云：“告子言人性本无仁义，必待矫揉而后成，如荀子性恶之说也。”于湍水之喻云：“告子因前说而小变之，近于扬子善恶混。”）合于孔子，（程子云：“凡言性处，须看立意如何。且如言人性善，性之本也，生之谓性，论其所禀也。孔子言性相近，若论其本，岂可言相近？只论其所禀也。告子所云固是，为孟子问他，他说便不是也。”）使告子明云气质之性，孟子将不辨之欤？孔子言性相近，亦未明云气质之性，（程子云：“性一也，何以言相近？此只是气质之性，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。性安有缓急，此言性者，生之谓性也。”）将与告子荀子诸人同欤？此宋儒之说，虽极完备，弥启后人之疑。《近思录》程子云：“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，才说性时，便已不是性也。”朱子云：“人生而静以上是人物未生时，只可谓之理，夫可名为性，所谓在天曰命也。才说性时，便是人生以后，此理已堕在气质中，不全是性之本体矣，所谓在人曰性也。”然则孟子乃追遡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时，而曰性善，若就名为性之时，已是人生以后，已堕在形气之中，恶得断之曰善？（程子云：“孟子言性当随文看。本以告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，此亦性也，被命受生以后，谓之性耳，故不同。继之以犬之性犹牛之性，牛之性犹人之性与，然不害为一。若乃孟子之言善者，乃极本穷源之性。”）由是言之，将天下古今，惟上圣之性，不失其性之本体，自上圣而下，论人之性，皆失其本体。孔子以不全是性之本体者，言性相近，孟子以未可名性者言性善。于孔子不敢显言不明，而直斥孟子不备。（朱子云：“孟子说性善，是论性不论气，荀扬以下，是论气不论性。孟子终是未备，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。然不备但少欠耳，不明则大害事。”陈器之云：“孟子时，诸子之言性，往往皆于气质上有见，而径指气质作性，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，故孟子答之，只就义理上说，以攻他未晓处。气质之性，诸子方得于此，孟子所以不复言之；义理之性，诸子未通于此，孟子所以反复详说之。程子之说，正恐后学死执孟子义理之说，而遗失气质之性，故并二者而言之曰，论性不论气不备，论气不论性不明。程子之论举其全，孟子之论所以矫诸子之偏。”）宋儒剖析至此，愈令人惑。学者习闻宋儒之说，完备剖析，以孔子所言者一性，孟子所言者一性，任其阂隔，不复求通。苟还而体会《易》《论语》《中庸》《孟子》，于传注洵疑惑不解矣。宋儒之所以失者安在？
曰：性之名，自古及今，虽妇人孺子，亦矢口举之不谬者也，本尽人可知之通名也，儒者转过求，失之。如飞潜动植，举凡品物之性，皆就其气类别之。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，舍氛类更无性之名。医家用药，在精辨其气类之殊，不别其性，则能杀人。使曰此气类之殊者，己不是性，良医信之乎？试观之桃与杏，取其核而种之，萌芽甲坼，根干枝叶，为华为实，形色臭味，桃非杏也，杏非桃也，无一不可区别，由性之不同，是以然也。其性存乎核中之白，（即俗称桃仁杏仁者。）形色臭味，无一或阙也。凡植禾稼卉木，畜鸟兽虫鱼，皆务知其性。知其性者，知其气类之殊，乃能使之硕大蕃滋也。何独至于人，而指夫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者，曰，此已不是性也，岂其然哉！天道，阴阳五行而已矣。人物之性，分于道而有之，成其各殊者而已矣；其不同类者各殊也，其同类者，相似也。孟子曰：“如使口之于味也，其性与人殊，若犬马之与我小同类也，则天下何嗜，皆从易牙之于味也。”又言：“动心忍性，”是孟子矢口言之，亦即别于气类，尽人而知之性。孟子言性，曷尝自歧为二哉！于告子生之谓性，必致辨者，成则各殊，徒曰生而已矣，将同人于犬牛，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