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以闲冗视之可知也。相沿既久，挨贡法行，岁贡者皆学不足以博一举，而视此为末路，其能擢国学县令者百不得一，惰归之气乘之，虽欲不弃教道而弋脯修，不可得已。要未始非立法者之不图其后也。学政唯宋为得，师儒皆州县礼聘，而不系职于有司。若令提调就附近致仕闲住、告病、告养品官之中，及举人年四十以上，学行果尔表著者，官率生徒，执贽拜请，以典教事。其禄养资给，因地方大小，生徒众寡，差等以立之经制。督学官一以宾礼接见，不与察计之列，行移不通于有司，迎诏，拜表、岁、时、朔、望无所参谒，若其教无成绩，而所教生徒屡科不与乡举，岁试优等少而劣等多，及行劣至三五人以上，不先送提调官详黜，又或告发干名犯义及数干门禁者，则引身告退。若提调官所聘非人，及奖劝乖方，致令惰劣者，督学官纠参如法。师儒若有成教，则不论年岁，敦留卒业，待其果老、果疾或品官起用、举人中式受职，而后更聘。一以道义廉耻相奖，则人才士风，庶几可改。长此不革，师道贱而教无术，监司府县任意差委，滥与钱谷刑名之役，若簿尉仓巡为奔走之下吏，仆仆参候，与僧道之长同其趋跄，不肖者因之以希锱铢之利。害极于末流，而其始抑有以启之也。
弘治间初命按察司官督学，授之特敕，其敕皆劝奖人才之语。至万历初所改敕，则如诘奸制盗，置士子于不肖之中而勒束之。故率天下于寡廉鲜耻之涂者，万历之初政，江陵之变法，申、商之莠说也。两敕具载会典。江陵之法行，而劣生把持、包揽，赇吏鬻青衿，受嘱托之风益烈，盖以扑之者炀之也。
进士科始于隋，垂千年而不能易。后有易之者，未知以何道为得。王安石革词赋，用书义，亦且五百余载矣，使学者习效圣贤之言以移其志气，其贤于词赋明甚。至文体之屡变，或趋于陋，或淫于邪，皆乘时会，不能为之豫谋。伹可厘正者，导以读书穷理之实而已。书义而外，论以推明经史，而通其说于治教之详，策以习天人治乱、礼乐、兵刑、农桑、学校、律历、吏治之理，非此则浮辞靡调，假于五经、四书而不知其所言者何谓，国无可用之士，而士益偷则益贱，固其宜已。闻万历初年，县试儒童，无策者不送。府试且有以河图、洛书、九宫、八卦策问儒童者，则所重可知已。万历中叶，姚江之徒兴，剽窃禅悟，不立文字，于是经史高阁，房牍孤行，以词调相尚。取士者亦略不识字，专以初场软美之套为取舍，而士气之不堪，至此极矣。原其所始，立法亦有未善者，故流弊有所必至。科场七日而三试，作者倦而阅者亦烦，则操一了事之心以应后场，必矣。二场所试者，表判骈艳之语，将以何为？旧制：诰诏表随科一道，诰诏视表判为愈矣。然士方在衡茅，使习知经国长民之道，固无不宜，若王者命令之大体，非立朝廷之上，深喻国体者不知。故唐、宋知制诰者，即文名夙着、官在清要者，尚须试授，则不可使士子揣摩为之，明矣。诰诏既所不能，表判又为无实，何如改三场为两试！初场书义淹通，每解额一人，取定两人，令赴二场，试以二论三策，然后决取一人中式。初场以十日阅文，一日拆卷，凡十二日而试二场，又五日而发榜，则作者精力有余，阅者安详不遽。尊经穷理以为本，适时合用以为宜，登士于实学，固科场救弊之一道也。未得创制显庸之圣，作法以待贤者，亦将必出于此。
问刑官故出入人罪，律以概论。然考之宋制，故出罚轻而故入罚重，此王政也。故出、故入，有受赃、不受赃之别，亦但当于故出项下分受赃、不受赃，而不受赃者从轻。其故入，则虽不受赃，自应与受赃者等。故出则勿论已决遣、未决遣，一例行罚。盖虽巳决遣，而复核果当从重，不难补决，自不致逸元恶之诛。若故入，已决遣与未决遗者固应殊科。盖故入决遣，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不可复完，徒流已配者不可追偿，其已受之劳辱，已决遣之罚自应加重。其致死者，倍宜加等。即不抵罪，而终身禁锢，与大计贪官同处，不得朦胧起废，及以边材等项名目滥与荐举。则问刑之吏尚知所惩：而酷风衰止，贪亦无以济矣。
赃以满贯抵重罪，刻法绳人，此所谓一切之法也。抑贪劝廉，唯在进人于有耻，画一以严劾之，则吏之不犯者鲜，更无廉耻之可恤而唯思巧为规避，上吏亦且重以锱铢陷人于重罚而曲为揜盖。上愈严而下愈匿，情与势之必然也。且凡所受于下吏、部民者，乃至鸡凫、扇帕、纸墨、油炭，皆坐价抵赃，绳人于交际之涂，且必开其掠夺之大焉。有出身事主，而可如于陵仲子争名于一鹅半李之间者乎？既不住法矣，则何谓之赃？其枉法也，则所枉之大小与受赃之多少，孰为重轻？假令一兵部官滥授一武职，以致激变丧师，或因情面嘱托，实所受贿仅得五十贯；令一吏部官滥授一仓巡河泊，其人无大过犯，而得贿二百贯；又令一问刑官受一诬告者之贿而故入一人于死，仅得五十贯；其一受诬告者之贿而故入人于杖，得二百贯；岂可以贯之多少定罪之重轻乎？则无如不论贯而但论其枉不枉，于枉法之中又分所枉之重轻，但除因公科敛，因所剥削之多少，分等定罪。其它非黄白狼藉，累万盈千者，苟非枉法，但付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