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等，原不可以一定之数听之督制镇巡，使有余则恣其渔猎，不足则或短少粮料以亏军士，或更请增加以病国。唯必从部发，相缓急贵贱而为之制，省无事之费以储之而待有事，节丰足之价以储之而待凶缺，一定于庙堂之斟酌而权衡皆专于壹，则事用恒足，而民亦不受边镇雷霆风火之督迫，边亦不苦有司秦越肥瘠之视。假令岁解银百万，枉道由京而至边，所费二千人之役而已。以都燕言之，蓟宣、大同近在肘掖，辽左、延绥、宁夏不过旬余，惟固原、甘肃为远，然亦沿涂驿站之均劳耳。财者，朝廷所以维系边关者也，散网纽于四外而听其自为取与，可乎！苟且以趋便，所谓以细人之心谋国也。
天子所都，即不得陆海之地而居之，亦未有不生五谷者。宫中之食与百官之禄，支本色者亦有限，未有不可给者。以都燕言之，若都他处，更为易给。顺、永、保、河四府夏、秋二税二十三万有奇，所需细糙白粮于苏、松、常三府者十五万有奇耳。即以四府二税之米麦，供宫中及百官、师生、吏役之禄入及酒醋之需，犹有盈余以资他用。而必责之数千里逆流闸水之挽运，其船脚、尖耗、松板、垫席之费且倍于正供，又佥解大户，使倾产陨命以任之，此何为者？盖沿洪武定都金陵，苏、松、常带水之便，因就近上供。及永乐北迁，谋国者苟且从欲，莫为改厘，其害遂至于今而不已。不知近者纳本色，远者纳折色，此通禹贡五服百里、二百里异职贡之道，万世必因者也。若谓天子之都，民食宜裕，不可使输粟过多，则何不增此十五万之漕粮于应漕之地，以代畿民之他赋，而免此更端之扰、偏重之役乎！或以吴下粳米精好，玉食者所宜享，则慈闱、上用，中宫、东宫、诸王、妃主之常膳，岁可数百石而给，令三府酌贡足矣。若遵大禹菲食之道，居其地，食其产，以为百官倡，尤盛德之事。食不厌精而已，何土之粟不可精耶！况郊庙粢盛，取之籍田，一畿之土耳，又何以仰质于上帝与祖考乎！
流民不知何时而始有，自宋以上无闻。大抵自元政不网，富者骄而贫者顽惰，有司莫之问。未流之先，不为存恤，既流之后，不为安集，相沿至于成化而始剧。初为流民，既为流寇，遂延绵而不可弭。江北、河南，旷莽千里，旱蝗一起，赤地无余，舟楫不通，籴买无从，劝农之法不讲，而税粮又多征本色。无三年之食，国已非国，及其弃土就熟，乃更授以公据、文凭，令横行天下以索食。夫此流者既不难去其乡矣，使屯种于边，何不可者？即不欲赴边，而土广人稀之地，如六安、英、霍，接汝、黄之境，及南漳以西，白河以南，夔府以东，北接淅川、内乡之界，有所谓禁山者，何为而禁之？若饥民告去其乡者，于彼山地安插之，使刀耕火种，各成聚落，于郧、夔、汉中、庐、安、汝、黄诸府增县建官以牧之，轻其税徭以安之，又如崇阳而南，至于浏、醴，东接瑞、袁、吉安之西境，宣、歙、衢、严，南至于建、汀，山肥土泽，可粟可麻，而不耕不税，为豪民之影占，择地而立之邑，授土而奠之耕，皆可以安寘此曹，而化疲顽为率教之甿，易荒穷为错绣之国。此以处夫既流而不复业之民矣。乃以妥未流之民，使永安其土者，则除已流之户籍，分给田产于土著而使之广种，减其漕运本色之数，多置常平以权丰凶之积，使有所凭藉而不欲去其土。十年之后，将必耻恶其游荡素食之故态，而况忍为探丸啸伏之奸乎！河南、江北，唐、宋以前皆文治之国，朴秀之俗也。谁移之而使成为乞、为盗之俗？任教养之责者，乃更给之符檄以奖之乎！转移之权，在加意而已。
句捕逃军之禁甚严，横及于无辜之户族邻里，作法之凉，乃使龚而为之者捕逃、送逃，毒流于中原之赤子亦憯矣。夫惟出征临敌而逃者，于军法不可贳，亦立募获之赏，禁沿涂之诱匿于授钺之日而已。若其着伍之日，无出征之令，而或操或屯，则天下之必不可强之使为者兵也，欲其捐生以效命于原野，而拘絷怯懦离心之人以尝试乎！养之有恩，驭之有道，能为兵者自乐为之，不能为兵者，听其告退而归民籍，别募以补伍，奚患乎无兵而待严逃禁哉！其有逃者，必其为长，为帅者之不能恤士也，诘其所以逃之故，亦罪坐主者而已矣，唯问罪发充之军，逃所必诛。然罪人充配，损国威而短土气，始为谪罪充军之议者，庸人误国之祸原也。以屯田言之，则人逃而田故在，如其欲脱籍而去，即以所屯之田归之官，而更授募者。假令募者不能耕，即坐收屯粟以为新军之食，固亦甚易。唯典卖军屯之禁不严，故或军退而无田可归。其法但按始授军屯之籍，不论其所卖之或军或民，责于余粮子粒之外，苟非正身着伍，即令输上仓十二石月量之数，则典卖不行，而屯产恒在，有以给新军矣。人之才力性情各有所宜，不欲为兵者强使为兵而不得，欲为兵者亦抑令为民而不安，在经国者之裁成耳，如之何为苛法以虔刘斯民也！
自文官不许封侯之法立，而五等夷为粗官，朝廷奖驭勋劳之权日轻，故王威宁以封侯入右班为耻。公侯之为帅者，匍伏于士大夫之门，上欲扬之而只以抑之，势之所激必然也。自隋、唐重进士之科，崇尚文墨，则古者文武并于一涂之道不可复行。然出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