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信口开阖，千言万语，随事问答，无一字不可为训。贤者深沉而思，稽留而应，平气而言，易心而语，始免于过。出此二者，而恣口放言，皆狂迷醉梦语也，终日言无一字近道，何以多为？
诗低处在觅故事寻对头，高处在写胸中自得之趣，说眼前见在之景
自孔子时便说“史不阙文”，又曰“文胜质则史”，把史字就作了一伪字看。如今读史只看他治乱兴亡，足为法戒，至于是非真伪，总是除外底。譬之听戏文一般，何须问他真假，只是足为感创，便于风化有关。但有一桩可恨处，只缘当真看，把伪底当真，只缘当伪看，又把真底当伪。这里便宜了多少小人，亏枉了多少君子。
诗辞要如哭笑，发乎情之不容已，则真切而有味。果真矣，不必较工拙。后世只要学诗辞，然工而失真，非诗辞之本意矣。
故诗辞以情真切、语自然者为第－。
古人无无益之文章，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为言，其发言也不得不成而为文。所谓因文见道者也，其文之古今工拙无论。
唐宋以来，渐尚文章，然犹以道饰文，意虽非古，而文犹可传，后世则专为文章矣。工其辞语，涣其波澜，炼其字句，怪其机轴，深其意指，而道则破碎支离，晦盲否塞矣，是道之贼也。
而无识者犹以文章崇尚之，哀哉！
文章有八要，简、切、明、尽、正、大、温、雅。不简则失之繁冗，不切则失之浮泛，不明则失之含糊，不尽则失之疏遗，不正则理不足以服人，不大则失冠冕之体，不温则暴厉刻削，不雅则鄙陋浅俗。庙堂文要有天覆地载，山林文要有仙风道骨，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，奏对文要有忠肝义胆。诸如此类，可以例求。
学者读书只替前人解说，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。譬之小郎替人负货，努尽筋力，觅得几文钱，更不知此中是何细软珍重。
《太玄》虽终身不看亦可。
自乡举里选之法废，而后世率尚词章。唐以诗赋求真才，更为可叹。宋以经义取士，而我朝因之。夫取士以文，已为言举人矣。然犹曰：言，心声也。因文可得其心，因心可知其人。
其文爽亮者，其心必光明，而察其粗浅之病；其文劲直者，其人必刚方，而察其豪悍之病；其文藻丽者，其人必文采，而察其靡曼之病；其文庄重者，其人必端严，而察其寥落之病；其文飘逸者，其人必流动，而察其浮薄之病；其文典雅者，其人必质实，而察其朴钝之病；其文雄畅者，其人必挥霍，而察其弛跅之病；其文温润者，其人必和顺，而察其巽软之病；其文简洁者，其人必修谨，而察其拘挛之病；其文深沉者，其人必精细，而察其阴险之病；其文冲淡者，其人必恬雅，而察其懒散之病；其文变化者，其人必圆通，而察其机械之病；其文奇巧者，其人必聪明，而察其怪诞之病；其文苍老者，其人必不俗，而察其迂腐之病。有文之长，而无文之病，则其人可知矣，文即未纯，必不可弃。今也但取其文而已。见欲深邃，调欲新脱，意欲奇特，句欲饤饾，锻炼欲工，态度欲俏，粉黛欲浓，面皮欲厚。是以业举之家，弃理而工辞，忘我而徇世，剽窃凑泊，全无自己神情，口语笔端，迎合主司好尚。沿习之调既成，本然之天不露，而校文者亦迷于世调，取其文而忘其人，何异暗摸而辨苍黄，隔壁而察妍媸？欲得真才，岂不难哉？
隆庆戊辰，永城胡君格诚登第，三场文字皆涂抹过半，西安郑给谏大经所取士也，人皆笑之。后余阅其卷，乃叹曰：“涂抹即尽，弃掷不能，何者？其荒疏狂诞，绳之以举业，自当落地，而一段雄伟器度、爽朗精神，英英然一世豪杰如对其面，其人之可收，自在文章之外耳。胡君不羁之才，难挫之气，吞牛食象，倒海冲山，自非寻常庸众人。惜也！以不合世调，竟使沉沦。”余因拈出以为取士者不专在数篇工拙，当得之牝牡骊黄之外也。
万历丙戌而后，举业文字如晦夜浓阴封地穴，闭目蒙被灭灯光；又如墓中人说鬼话，颠狂人说风话，伏章人说天话，又如楞严孔雀，咒语真言，世道之大妖也。其名家云：“文到人不省得处才中，到自家不省得处才高中。”不重其法，人心日趋于魑魅魍魉矣。或曰：“文章关甚么人心世道？”嗟嗟！此醉生梦死语也。国家以文取士，非取其文，因文而知其心，因心而知其人，故取之耳。言若此矣，谓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，吾不信也。且录其人曰中式，进呈其文曰中式之文，试问其式安在乃？
高皇帝所谓文理平通，明顺典实者也，今以编造晦涩妄诞放恣之辞为式，悖典甚矣。今之选试官者，必以高科，其高科所中，便非明顺典实之文。其典试也，安得不黜明顺典实之士乎？人心巧伪，皆此文为之祟耳。噫！是言也，向谁人道？不过仰屋长太息而已。使礼曹礼科得正大光明、执持风力之士，无所畏徇，重一惩创，一两科后，无刘几矣。
《左传》、《国语，、《战国策》，春秋之时文也，未尝见春秋时人学三代。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西汉之时文也，未尝见班、马学《国》、《左》。今之时文，安知非后世之古文？而不拟《国》、《左》，则拟《史》、《汉》，陋矣，人之弃己而袭人也！六经四书，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