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矣。
气忌盛，心忌满，才忌露。
外勍敌五：声色、贷利、名位、患难、晏安，内勍敌五：恶怒、喜好、牵缠、褊急、积惯。世君子终日被这个昏惑凌驾，此小勇者之所纳款，而大勇者之所务克也。
玄奇之疾，医以平易；英发之疾，医以深沉；阔大之疾，医以充实。不远之复，不若来行之审也。
奋始怠终，修业之贼也；缓前急后，应事之贼也；躁心浮气，畜德之贼也；疾言厉色，处众之贼也。
名心盛者必作伪。
做大官底是一样家数，做好人底是一样家数。
见义不为，又托之违众，此力行者之大戒也。若肯务实，又自逃名，不患于无术吾窃以自恨焉。
恭敬谦谨，此四字有心之善也；狎侮傲凌，此四字有心之恶也，人所易知也。至于怠忽惰慢，此四字乃无心之失耳，而丹书之戒怠胜敬者凶，论治忽者至分存亡。《大学》以傲惰同论，曾子以暴慢连语者何哉？盖天下之祸患皆起于四字，一身之罪 过皆生于四字。怠则一切苟且，忽则一切昏忘，惰则一切疏懒，慢则一切延迟，以之应事则万事皆废，以之接人则众心皆离。
古人临民如驭朽索，使人如承大祭，况接平交以上者乎？古人处事不泄迩，不忘远，况目前之亲切重大者乎？故曰无众寡，无大小，无敢慢，此九字即毋不敬。毋不敬三字，非但圣狂之分，存亡、治乱、死生、祸福之关也，必然不易之理也。沉心精应者，始真知之。
人一生大罪过，只在自是自私四字。
古人慎言，每云有馀不敢尽。今人只尽其馀，还不成大过，只是附会支吾，心知其非而取辨于口，不至屈人不止，则又尽有馀者之罪人也。
真正受用处，十分用不得一分，那九分都无些干系，而拼死忘生、忍辱动气以求之者，皆九分也。何术悟得他醒？可笑可叹！
贫不足羞，可差是贫而无志；贱不足恶，可恶是贱而无能；老不足叹，可叹是老而虚生；死不足悲，可悲是死而无闻。
圣人之闻善言也，欣欣然惟恐尼之，故和之以同言，以开其乐告之诚；圣人之闻过言也，引引然惟恐拂之，故内之以温色，以诱其忠告之实。何也？进德改过为其有益于我也。此之谓至知。
古者招隐逸，今也奖恬退，吾党可以愧矣，古者隐逸养道，不得已而后出，今者恬退养望，邀虚名以干进，吾党可以戒矣。
喜来时一点检，怒来时一点检，怠惰时一点检，放肆时一点检，此是省察大条款。人到此，多想不起，顾不得，一错了，便悔不及。
治乱系所用事。天下国家君子用事则治，小人用事则乱；一身德性用事则治，气习用事则乱。
难管底是任意，难防底是惯病。此处着力，便是穴上着针、痒处着手。
试点检终日说话有几句恰好底，便见所养。
业刻木如巨齿，古无文字，用以记日行之事数也。一事毕；则去一刻；事俱毕，则尽去之，谓之修业。更事则再刻如前，大事则大刻，谓之大业。多事则多刻，谓之广业。士农工商所业不同，谓之常业。农为士则改刻，谓之易业。古人未有一生无所业者，未有一日不修业者，故古人身修事理，而无怠惰荒宁之时，常有忧勤惕励之志。一日无事，则一日不安，惧业之不修而旷日之不可也。今也昏昏荡荡，四肢不可收拾，穷年终 日无一猷为放逸而入于禽兽者，无业之故也。人生两间，无一事可见，无一善可称，资衣藉食于人，而偷安惰行以死，可羞也已。
古之谤人也，也忠厚诚笃。株林之语，何等浑涵！舆入之谣，犹道实事。后世则不然，所怨在此，所谤在彼。彼固知其所怨者未必上之非，而其谤不足以行也，乃别生一项议论，其才辨附会足以泯吾怨之之实，启人信之之心，能使被谤者不能免谤之之祸，而我逃谤人之罪。呜呼！今之谤，虽古之君子且避忌之矣。圣贤处谤无别法，只是自修，其祸福则听之耳。
处利则要人做君子，我做小人；处名则要人做小人，我做君子，斯惑之甚也。圣贤处利让利，处名让名，故淡然恬然，不与世忤。
任教万分矜持，千分点检，里面无自然根本，仓卒之际、忽突之顷，本态自然露出。是以君子慎独。独中只有这个，发出来只是这个，何劳回护，何用支吾？
力有所不能，圣人不以无可奈何者责人；心有所当尽，圣人不以无可奈何者自诿。
或问：“孔子缁衣羔裘，素衣麑裘，黄衣狐裘，无乃非位素之义与？”曰：“公此问甚好。慎修君子，宁失之俭素不妨。若论大中至正之道，得之为有财，却俭不中礼，与无财不得为而侈然自奉者相去虽远，而失中则均。圣贤不讳奢之名，不贪俭之美，只要道理上恰好耳。”
寡恩曰薄，伤恩曰刻，尽事曰切，过事曰激。此四者，宽厚之所深戒也。
《易》称“道济天下”，而吾儒事业，动称行道济时，济世安民。圣人未尝不贵济也。舟覆矣，而保得舟在，谓之济可乎？
故为天下者，患知有其身，有其身不可以为天下。
万物安于知足，死于无厌。
足恭过厚，多文密节，皆名教之罪人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