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多读几年书，使之学问充足，下笔沛然；不患功名不到手，此一生受用不尽之道。若一味欲速，未培其根，先求其华，纵得侥幸，恐病痛非小，此某年来阅历人情世态，所见如此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《小学》不止是教童子之书，人生自少至老，不可须臾离，故许鲁斋终身敬之如神明；《近思录》乃朱子聚周、程、张四先生之要语，为学者指南。一部《性理精华》，皆在于此。时时玩味此二书，人品学问，自然不同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家务虽不能尽摆脱，然要见得此中都是道理，触处皆是此理流行，则不患俗务累人矣。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自古豪杰往往从艰贞之时倍加精进，苏子瞻之文章，愈穷愈工；程伊川之学问，愈困愈粹。一番否剥，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子耶？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细心静气取程、朱大儒之书，沉潜反复，其中真见圣贤意旨所在，然后执笔为文。复取先正守溪、荆川、泾阳之作，循其规矩，范我驰驱，不必务为奇异，而自卓然远于流俗，此则天下之至文也，何为舍坦途而驰骤于荆棘哉！（《陆清献公集》）
摘韩子读书诀课子弟：“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言；记事者必提其要，纂言者必钩其玄；贪多务得，细大不捐；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。”此文公自言读书事也。其要诀却在“纪事”“纂言”两句。凡书目过口过，总不如手过。盖手动则心必随之，虽览诵二十篇，不如钞撮一次之功多也，况“必提其要”，则阅事不容不详：“必钩其玄”，则思理不容不精，若此中更能考究同异，剖断是非而自纪所疑，附以辨论，则浚知愈深，著心愈牢矣。近代前辈当为诸生时，皆有《经书讲旨》及《纲鉴》《性理》等钞略，尚是古人遗意，盖自为温习之功，非欲垂世也。今日学者亦不复讲，其作为《书说》《史论》等刊布流行者，乃是求名射利之故，不与为己相关，故亦卒无所得。盖有书成而了不省记者，此又可戒而不可效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资性有钝敏，不可强也。虽然，亦视其志之分数何如耳。如有十分志向，则其诚必不息，“焉日有孜孜，毙而后已”，则亦无微之不入，无坚之不破。凡溺心于邪者，必有鬼凭之；专心于正者，必有神依之。管子曰：“非鬼神之力也，精诚之极也。”道家之言曰：“神明或告人兮，心灵忽自悟。”王荆公云：“方其幽暗昏惑，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”所谓神物，非真从天降地出，乃是自家精神灵爽之所为。诗云：“天之牖民，如埙如篪，如璋如圭，如取如携。”此理至确。惟在有精进之力，无退悔之心；有广大之愿，无休歇之期。古人有大就者，往往是钝鲁人，不足为忧也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《四书》《六经》及濂、洛、关、闽之书，人须终身艺之，如农夫之终岁而艺五谷也。艺五谷者，每种必尽其勤，方其尽力如此，不知有彼也。若来牟未苏而又长彼黍稷，虽有上农，不能兼施，此须立课程为之。每艺一经，必尽自家分量，务令彻底方休。艺之之法：一曰熟诵经文也；二曰尽参众说，而别其同异，较其短长也；三曰精思以释所疑，而犹未敢自信也；四曰明辨以去所非，而犹未敢自是也。能于一经上得其门而入，则诸书皆同室而异户者，可以类推而通。古之成业以名世者，其必由此矣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劝学箴：《易》与《诗》《书》，最务精熟；《三礼》《三传》，随分诵读。西京东京，文极醇厚。唐人之雄，曰韩曰柳。北宋文章，于唐有烈。欧、苏条达，曾、王峻洁。择其尤者，含咀英华；将来融洽，不名一家。诸子之粹，亦可采焉，荀卿论学，庄子谭天，仲淹《中说》，子云《法言》，伟长《中论》，康节《外篇》，奥旨奇辞，手录心追，醇疵小大，默而识之；周、程、张、朱，至为精凿。孔、孟通津，经书正鹄；《易》通《正蒙》，性书学论，以逮洛闽，微言至训，并须熟讲。益以精思，笃嗜深契。尚友遥师，义理昭明，庶几不畔；穷经观史，靡不贯串。犹有余力，列代诗骚，搜春撷卉，以咏以陶。如是读书，方有根抵；文学德行，实相表里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读书博学强记，日有程课，数十年不间断，当年吴下顾亭林、今四舍弟耜卿，皆曾下此工夫。亭林《十三经》尽皆背诵，每年用三个月温理，余月用以知新；其议论简要有裁剪，未见其匹。耜卿亦能背诵《十三经》而略通其义，可不谓贤乎！但记诵所以为思索，思索所以为体认，体认所以为涵养也。若以思索、体认、涵养为记诵带出来的工夫，而以记诵为第一义，便大差。必以义理为先，开卷便求全体大用所在，至于义理融透浃洽，自然能记，即偶然忘记亦无害，程、朱亦然。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宾实读书，一切诗文历算都不甚留心，惟《四书》《五经》中这点性命之理，讲切思索，直似胎胞中带来的一般，此之谓“法嗣”。当时徐立斋、韩元少每见辄问某近又读何异书。人好读异书，便是大病。书有何异？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如饥食渴饮、祖宗父母一般，终身相对，岂有厌时？（《李榕村集》）
自汉以来的学问，务博而不精，圣贤无是也，太公只一卷《丹书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