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之所固有者，不可自泯也。职分之所当为者，不可荒慢也；人而慢人之职，虽曰饱食暖衣，安乐终身，亦志士仁人之所不取也，故昔人谓之“幸民”。凡无检束、无法度、艳丽不羁诸文字，皆不可读，大能移人性情。圣人以义理诲人，力挽之不能回，而此等语一见入骨髓，使人情志不可收拾。“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”，古语有之，可不慎乎！（《许文正公遗书》）
东莱先生曰：“凡作工夫，须立定课程（日日有常，不可间断）。日须诵文字一篇，或量力念半篇，或二三百字。编文字一卷或半篇（须分两册，一册编题，一册编语。卷帙太多，编六七板亦得）。作文字半篇或一篇。熟看程文及前辈文字各数首。此使大略也（纵使出入及宾客之类，亦须量作少许。念前人文字、编文字半板，非谓写半板。但如节西汉半板作文字数句，熟看程文及前辈文一首，虽风雨不移，欲求繁冗中不妨课程之术，古人每言整暇二字，盖整则暇矣。）”（《许文正公遗书》）
昌黎陈言之务去。所谓陈言者，每一题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处，缠绕笔端，剥去一层，方有至理可言，犹如玉在璞中，凿开顽璞，方始见玉，不可认璞为玉也。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间，则必如《曹成王碑》乃谓之去陈言，岂文从字顺者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？（黄梨洲《论文管见》）
言之不文，不能行远。今人所习，大概世俗之调，无异吏胥之案牍，旗亭之日历，即有议论叙事，敝车羸马，终非卤簿中物。学文者须熟读三史八家，将平日一副家当尽行籍没，重新积聚，竹头木屑，常谈委事，无不有来历，而后方可下笔。顾伧父以世俗常见者为清真，反视此为脂粉，亦可笑也。（黄梨洲《论文管见》）
文必本之六经，始有根本。唯刘向、曾巩多引经语，至于韩、欧，融圣人之意而出之，不必用经，自然经术之文也。近见巨子动将经文填塞，以希经术，去之远矣。（黄梨洲《论文管见》）
文以理为主，然而情不至，则亦理之郛廓耳。庐陵之志交友，无不呜咽；子厚之言身世，莫不凄怆；郝陵川之处真州，戴剡源之入故都，其言皆能恻恻动人。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，真是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者。而世不乏“堂堂之阵”、“正正之旗”，皆以大文目之，顾其中无可以移人之情者，所谓刳然无物者也。（黄梨洲《论文管见》）
双峰饶氏曰：“义理与举业初无相妨，若一日之间，上半日将经传讨论义理，下半日理会举业，亦何不可？况举业之文未有不自义理中出者，若讲明得义理通透，则识见高人，行文条畅，举业当益精。若不通义理，则识见凡下，议论浅近，言语鄙俗，文字中十病九痛，不知自觉，何缘做得好举业？虽没世穷年从事于此，亦无益也。”（《性理大全》）
北溪陈氏曰：“圣贤学问，未尝有妨于科举之文。理义明，则文字议论益有精神光彩，躬行心得者有素则形之。商订时事、敷陈治体，莫非溢中肆外之余。自有以当人情、中物理，蔼然仁义道德之言，一一皆可用之实也。”（《性理大全》）
朱子告或人曰：“公今赴科举是几年？公文字想不为不精，以公之专一理会做时文，宜若一举便中高科、登显仕都了。到今又却不得，亦可自见得失不可必如此。若只管没溺在里面，都出头不得，下梢只管衰塌。若将这个自在一边，须要去理会道理是要紧，待去取功名，却未必不得。”（《性理大全》）
程子曰：“人多说某不教人习举业，某何尝不教人习举业也？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，却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，但举业既可以及第即已，若更去上面尽力求必得之道，是惑惑也。”（《性理大全》）
文章不朽，全在道理上说得正，见得大，方是世间不可少之文。若古今文集，一连三四篇不见一紧要关系语，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作生活者。然要拣正大道理说，又有二病：一是古圣贤通同好语，掇拾敷衍，今人一见生厌，惟恐不完；一是真正切要好语，却与吾生平为人，南辕北向了不相涉，即不必言清行浊立意欺世盗名，亦未免为识者所鄙笑矣。（魏叔子《里言》）
人于文字，恶人讥弹，不肯一字受善，此所谓宝蜣丸而弃苏合，只是痴到极处耳。（魏叔子《里言》）
凡作文须从不朽处求，不可从速朽处求。如言依忠孝，语关治乱，真心朴气为文者，此不朽之故也。浮华鲜实，妄言背理，以至周旋世情，自失廉隅者，此速朽之故也。今人作文，专一向速朽处著想著力，而日冀其文之不朽，不亦惑乎？（《日录》）
作论有三不必、二不可：前人所已言，众人所易知，摘拾小事无关系处。此三不必作也。巧文刻深以攻前贤之短，而不中要害；取新出奇，以翻昔人之案，而不切情实。此二不可作也。作论须先去此五病，然后乃议论文章耳。（《日录》）
为文当先留心史鉴，熟识古今治乱之故，则文虽不合古法，而昌言伟论，亦足信今传后。此经世、为文合一之功也。（《日录》）
稚子愚蠢，未知近来读书何如？侄孙意惟欲其精熟，不欲其性急，太翁可取《程氏分年日程》，细体古人读书之法，使之循序渐进，勿随世俗之见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