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，甚非速化之术。可笑可笑。（《东坡集》）
孔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物固有是理患不知，知之患不能达之于手与口。所谓文者，能达是而已。文人之盛，莫如近世，然私所敬慕者，独陆宣公一人。家有公奏议善本，顷侍讲读，尝缮写进御，区区之忠，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主，且欲推此学于天下，使家藏此方，人挟此药，以待世之病者，岂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！今观所示议论，自东汉以下十篇，皆欲酌古以驳今，有意于济世之用，而不至于耳目之观美。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。（《东坡集》）
吕氏《童蒙训》云：“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，取其行事之善者，别录出之，以自警戒，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。”朱文公亦云：“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余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，粘置壁间，俾往来诵之，咸令精熟。”此二事可以为法。（《困学纪闻》）
《夏小正》、《月令》时训详矣，而《尧典》“命羲和”以数十言尽之；《天官书》《天文志》详矣，而《舜典》“玑衡”以一言尽之。叙事当以《书》为法。（《困学纪闻》）
东坡得文法于《檀弓》，后山得文法于《伯夷传》。（《困学纪闻》）
“天下不可以无此人，亦不可以无此书，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。”又曰：“天下大势之所趋，天地鬼神不能易，而易之者人也。”此龙川科举之文，列于古之作者而无愧。（《困学纪闻》）
和凝为文，以多为富，有集百余卷，自镂板行于世，识者多非之，此颜之推所谓痴符也。杨绾有论著，未始一示人，可以为法。《易》曰：“白贲，无咎”。（《旧书绾传》：每属文，耻于自白，非知己不可得而见。）（《困学纪闻》）
《史记》曰：史有二体。编年与纪传互有得失，论一时之事，纪传不如编年；论一人之终始，编年不如纪传。要之，二者皆不可废。论看《通鉴》之法，昔陈莹中尝谓《通鉴》如药山，随取随得，然虽有是药山，又须会采，若不能采，则不过博闻强记而已。壶邱子问于列子曰：“子好游乎？”列子曰：“人之所游，观其所见；我之所游，观其所爱。”此可取以为看史之法。大抵看史见治则以为治，见乱则以为乱，见一事则止知一事，何取？观史如身在其中，见事之利害，时之祸患，必掩卷自思，使我遇此等事，当作何处之。如此观史，学问亦可以进，智识亦可以高，方为有益。又曰：读史先看统体，合一代纲纪、风俗、消长、治乱观之。如秦之暴虐，汉之宽大，皆其统体也。其偏胜及流弊处皆当考。复须识一君之统体，如文帝之宽、宣帝之严之类。统体盖为大纲，如一代统体在宽，虽有一两君稍严，不害其为宽；一君统体在严，虽有一两事稍宽，不害其为严。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。至于战国三分之时，既有天下之统体，复有一国之统体，观之亦如前例。大要先识一代统体，然后就其中看一国之统体，二者常相关也。既识统体，须看机括，国之所以盛衰，事之所以成败，人之所以邪正，于几微萌芽，察其所以然，是谓机括。读史既不可随其成败以为是非，又不可轻立意见，易出议论，须揆之以理，体之以身，平心熟看，参会积累，经历谙练，然后时势、事情便可识别。（《左编吕祖谦传》）
傅良著述有《诗解诂》、《周礼说》、《春秋后传》、《左氏章指》行于世。傅良为学，精于古人制度，年经月纬，昼检夜索，询世谱，编史牍，搜断简，采异闻，一事一物，必稽于极而后止；千载之上，珠贯而丝组之，若目见而身折旋其间。吕祖谦以为其长不独在文字也。傅良既实究治体，故常本原祖宗德意，欲减重征，捐末利，还之于民间；销兵薄刑，期于富厚；而稍修取士法，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，以待上用。其于君德内治，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，群臣庶民并询迭谏，而无壅塞不通之情。凡成周所以为盛，皆可以行于今世。（《左编》）
先是许文正公衡为祭酒，始以朱子《小学》等书授弟子，久之渐失其旧。澄至，旦然烛堂上，诸生以次受业，日昃退燕居之室。执经问难者，接踵而至，澄各因其材质，反复训诱之，每至夜分，虽寒暑不易也。皇庆元年升司业，用程纯公《学校奏疏》、胡文定公《六学教法》、朱文公《学校贡举私议》，约之为教法四条：一曰经学，二曰行实，三曰文艺，四曰治事。（《左编》）
荆川唐先生于载籍无所不窥，其编纂成书以数十计。尝语其徒曰：“读书以治经明理为先；次之诸史，可以见古人经纶之迹；又次则载诸世务，可以应用资者。数者本末相辏，皆有益之书，余非所急也。”所辑最巨者，有《左编》、《右编》、《儒编》、《诗编》、《文编》、《稗编》，凡六种。（《焦弱侯澹园集》）
治古之时，非唯道德纯一，而政教修明，至于文学之彦，亦精赡宏博，足以为经济之用。盖自童之始，十四经之文，画以岁月，期于默记。又推之于迁、固、范氏之书，岂直览之！其默记亦如经。基本既正，而后遍观历代之史，察其得失，稽其异同，会其纲纪，知识益且至矣。而又参于秦汉以来之子书，古今撰定之集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