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。发贝于处患难夷狄时，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。至于作止语默，无处不然。随他发见处，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。这便是博学之于文，便是约礼的功夫。博文即是惟精。约礼即是惟一。
○爱问，「『道心常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听命』。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，此语似有弊」先生曰，「然。心一也。未杂于人谓之道心。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。道心之矢其正者即人心。初非有三心也。程子谓人心即人欲，道心即天理。语若分析，而意实得之。今曰『道心为生，而人心听命』，是三心也。天理人欲不并立。安有天理为主，人欲又从而听命者」？
○爱问文中子韩退之。先生曰，「退之文人之雄耳。文中子儒也。后人徒以文词之故，推尊退之。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」。爱问何以有拟经之矢。先生曰，「拟经恐未可尽非。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」？爱曰，「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无。然期以明道。拟经纯若为名」。先生曰，「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劾法」？曰，「孔子删迦六经，以明道也」。先生曰，「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」？爱曰，「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。拟经似徒拟其迹。恐于道无补」。先生曰，「子以明道者使其反仆还淳，而贝诸行事之实乎？抑将美其言辞，而徒以譊譊于世也？天下之大乱，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。使道明于天下，则六经不必述。删述六经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义昼卦，至于文王周公。其间言易，如连山归藏之属。纷纷籍籍，不知其几。易道大乱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，知其说之将无纪极，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。以为惟此为得其宗。于是纷纷之说尽废。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。书诗礼乐春秋皆然。书自典谟以后，诗自二南以降，如九丘八索，一切淫哇逸荡之词，盖不知其几千百篇。礼乐之名物度数，至是亦不可胜穷。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，然后其说始废。如书诗礼乐中，孔子何尝加一语？今之礼记诸说，皆后儒附会而成。已非孔子之旧。至于春秋，虽称孔子作之，其实皆鲁史旧文。所谓笔者，笔其旧。所谓削者，削其繁。是有减无增。孔子述六经，惧繁文之乱天下。惟简之而不得。使天下务去其文，以求其实。非以文教之也。春秋以后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乱。始皇焚书得罪，是出于私意。又不合焚六经。若当时志在明道，其诸反经叛理之说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删述之意。自秦汉以降，文又日盛。若欲尽去之，断不能去。只宜取法孔子。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。则其诸怞悖之说，亦宜渐渐自废。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。某切深有取于其事。以为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实衰。入出己见。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。徒以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。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，以求知于世。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，反仆还淳之行。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」。爱曰，「著述亦有不可缺者。如春秋一经，若无左传，恐亦难晓」。先生曰，「春秋必待传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。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？左传多是鲁史旧文。若春秋须此而后明，孔子何必削之」？爱曰，「伊川亦云，『传是案，经是断』。如书弒某君，伐某国。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难断」。先生曰，「伄川此言，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。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弒君，即弒君便是罪。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。征伐当自天子出。书伐国，即伐国便是罪。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六经，只是要正人心。只是要存天理，去人欲。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，则尝言之。或因人请问，各随分量而说。亦不肯多道。恐人专求之言语。故曰『予欲无言』。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，又安肯详以示人？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，『仲尼之门，无道桓文之事者。是以后世无传焉』。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。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。纯是一片功利的心。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。如何思量得通」？因叹曰，「此非达天德。者未易与言此也」又曰，「孔子云，『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』。孟子云，『尽信书，不如无书。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』。孔子删书，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，不过数篇。岂更无一事，而所述止此？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，后儒郄只要添上」。爱曰，「圣人作经，只是要去人欲，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，圣人不欲详以示人。则诚然矣。至如尧舜以前事，如何略不少见」？先生曰，「义黄之世，其事阔疏，传之者觲矣。此亦可以想见。其时全是淳庞仆素，略无文采的气象。此便是太古之治。非后世可及」。爱曰，「如三坟之类，亦有传者。孔子何以删之」？先生曰，「纵有传者，亦于世变渐非所宜。风气益开，文采日胜。至于周末，虽欲变以夏商之俗，已不可挽。况唐虞乎又况义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，其道则二孔子于尧舜，则祖述之。于文武，则宪章之。文武之法，即是尧舜之道。但因时致治。其设施政令，已自不同。即夏商事业，施之于周，已有不合。故周公思兼三王。其有不合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。况太古之治，岂复能行？斯固圣人之所可峈也」。又曰，「专事无为，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，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，即是佛老的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