乎？如吾文蔚之才与志，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，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，而无假于外求矣，循是而充，若决河注海，孰得而御哉？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，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？
○会稽素啑山水之区，深林长谷，信步皆是，寒暑晦明，无时不宜，安居饱食，尘嚣无扰，良朋四集，道蓑日新，懮哉游哉，天地之闲宁复有乐于是者？孔子云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。」仆与二三同志力将请事斯语，奚暇外慕？烛其切肤之痛，乃有未能恝然者，辄复云云尔。咳疾暑毒，书札绝懒，盛使远来，迟留经月，临歧执笔，又不觉累纸，盖于相知之深，虽已缕缕至此，殊觉有所未能尽也。
二
○得书，见近来所学之骤进，喜慰不可言。谛视数过，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，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，到纯熟时自无此矣：譬之驱车，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，乃马性末调，衔勒不齐之故，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，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一近时海内同志，到此地位者曾末多见，喜慰不可言，斯道之幸也！琖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，近入炎方，辄复大作。主上圣明洞察，责付甚重，不敢遽辞：地力军务冗沓，皆舆疾从事。今却幸已平定，已具本乞回养病，得在林下稍就清凉，或可廖耳。人还，伏枕草草，不尽倾企外惟历一简幸达致之。
○来书所询，草草奉复一二：近岁来山中讲学者，往往多说「勿忘、勿助」工夫甚难。问之，则云才着意便是助，才不着意便是忘，所以甚难。区区因问之云「忘是忘个甚么？助是助个甚么？」其人默然无对，始请问。区区因与说，我此闲讲学，却只说个「必有事焉」，不说「勿忘、勿助」。「必有事焉」者只是时时去「集义」。若时时去用「必有事」的工夫，而或有时间断，此便是忘了，即须二勿忘」：时时去用「必有事」的工夫，而或有时欲速求效，此便是助了，郥须「勿助」。其工夫全在「必有事焉」上用：「勿忘、勿助」，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。若是工夫原不间断，郥不须更说「勿忘」：原不欲速求效，即不须更说「勿助」。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！何等俪脱自在！今却不去「必有事」上用工，而乃悬空守着一个「勿忘、勿助」，此正如烧锅煮饭，锅内不曾渍水下米，而乃专去添柴放火，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！吾恐火候未及调停，而锅已先破裂矣。近日，种专在「勿忘、勿助」上用工者，其病正是如此：终日悬空去做个「勿忘」，又悬空去做个「勿助」，奔奔荡荡，全无实落下手虚，究一竟工夫，只做得个沉空守寂，学成一个痴騃汉，才遇些子事来，即便牵滞纷扰，不复能经纶宰制。此皆有志之士，而乃使之劳苫缠缚，担搁一生，皆由学术误人之故，甚可悯矣！
○夫「必有事焉」只是「集义」，「集义」只是「致良知」。说「集义」则一时末见头恼，说「致良知」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；故区区专说「致良知」。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，便是「格物」：着实去致良知，便是「诚意」，着实致其良知，而无一毫意必固我，便是「正心」。着实致真知，则自无忘之病：无一毫意必固我，则自无助之病。故说「格、致、诙、正」，则不必更说个「忘、助」。孟子说「忘、助」，亦就告子得病处立力。告子强制其心，是助的病痛，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。告子助长，亦是他以义为外，不知就自心上「集义」，在「必有事焉」上用功，是以如此。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「集义」，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，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，又焉「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」之弊乎？孟子「集义」、「养气」之说，固大有功于后学，然亦是因病立方，说得大段，不若《大学》「格、致、诚、正」之功，尤极精一简易，为彻上彻下，万世无弊者也。
○圣贤论学，多是随时就事，虽言若人殊，而要其工夫头脑，若合符节。缘天地之闲，原只有此性，只有此理，只有此良知，只有此一件事耳，故凡就古人论学虚说工夫，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，自然无不朏合贯通者，才须搀和兼搭而说，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。近时有谓「集义」之功，必须兼搭个「致良知」而后备者，则是「集义」之功尚未了彻也：「集养」之功尚未了彻，适足以为「致良知」之累而已矣。谓「致真知」之功，必须兼搭一个「勿忘、勿助」而后明者，则是「致良知」之功尚未了彻也；「致良知」之功尚未了彻也，适足以为「勿忘、勿助」之累而已矣。若此者，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，以求混融凑泊，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，是以论之愈精，而去之愈远。文蔚之论，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，至于「致知」「穷理」及「忘、助」等说，时亦有搀和兼搭处，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，或时横斜迂曲者，到得工夫熟后，自将泽然矣。
○文蔚谓「致知」之说，求之事亲、从兄之闲，挭觉有所持循者，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。但以此自为不妨，自有得力处，以此遂为定说教人，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，亦不可不一讲也。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，只是一个真诚恻怛，便是他本体。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，致此真知之真诙恻怛以从兄健是弟，致此真知